上海书评

周保松谈当代自由主义

Sat, 19 May 2012 22:57:15 +0800

　　周保松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他的新书《走进生命的学问》谈了很多这些年教书的思考，他上的冷僻的政治哲学课成了中大热门选修课，而他的宿舍也成了学生、各路学人的会客厅。作为罗尔斯的信徒，周保松认为，在争取个人自由、维护基本权利、建设法治社会、实践社会正义等方面，自由主义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

　　石剑峰

　　过去四十年，西方政治哲学无法绕开的人物是罗尔斯。

　　周保松：《正义论》在1971年出版后，大家都说它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分水岭。四十年过去，现在回过头看，确是如此。这从几方面可以看到。首先是这书复活了规范政治哲学的传统，不再像之前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年代那样，大家只做一些语言和概念分析的工作，却对现实世界发生的种种迫切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不参与不介入不论争。但罗尔斯在这本书中，清楚表明，他要论证一组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决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安排，包括自由和权利，工作机会和社会财富分配等。其次，是其后整个政治哲学的发展，几乎都在围绕罗尔斯展开。让我举几个例子。1974年诺齐克出版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是放任自由主义的扛鼎之作，最主要的攻击对象就是罗尔斯；1982年桑德尔出版《自由主义及正义的限制》，更是全书集中批评罗尔斯，开启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一场大辩论；1993年罗尔斯出版《政治自由主义》后，哈贝马斯和他在《哲学期刊》上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对话，焦点是公共理性，并引发许多关于罗尔斯前后期理论转变的争论；近年，学界又出了几本重要的大书，分别是纳斯鲍姆的《正义的前沿》、柯亨的《拯救正义与平等》和阿玛蒂亚·森的《正义的理念》。这几本书，主题都是正义，焦点仍然在罗尔斯。

　　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不少人认为根源都和自由主义有关，而罗尔斯正是这个思想传统的集大成者，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各种理论的共同敌人。

　　周保松：于是，罗尔斯和他的追随者需要做两件事。第一，论证自由主义仍然有足够理论资源，对今天世界现状的种种不公作出批判，并指向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未来。不错，自由主义并不主张全盘颠覆既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仍然坚持个人权利优先，仍然捍卫立宪民主，甚至仍然主张某种受到约束的市场经济，但这并不表示它毫无保留地拥护现状。相反，基于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它对现状仍会提出许多尖锐批评。借用哈贝马斯的一个说法，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仍然是个“未完成的规划”，虽有不足，却绝不过时，而且仍然有足够的道德吸引力。第二，积极响应其他理论，包括放任自由主义、效益主义、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指出它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准确或并不成立，同时论证其他理论提出的方案，无论在道德可取性或实践可行性方面，都及不上自由主义。

　　在现实困境和其他理论挑战下，自由主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这场反思的深度和广度，正好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活力。最明显的例子，是罗尔斯本人。《正义论》出版后，罗尔斯一直在努力响应别人批评，并完善他的理论。结果在二十多年后，写出了第二本书《政治自由主义》，对早期观点作出重大修正，声称要告别康德式和穆勒式的整全性自由主义传统，并重新诠释他的理论为一种政治自由主义。这个转变，绝对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大事件。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及转变是否必要，这里暂且不论。我只是想指出，即使如罗尔斯这样卓然有成的大家，也仍然在不停反思，努力寻求在自由主义框架中响应现代社会的挑战。这个反思，一定会持续下去。

　　在形形色色的挑战中，什么是西方自由主义面对的最大威胁？

　　周保松：我认为是资本主义。或更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导致的巨大的财富和收入不均。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自《正义论》出版迄今，分配正义一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议题。这并不是说其他议题不重要，而是在自由民主宪政这些大问题上，左中右各派早有共识，并已成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真正引起争论的，是自由主义应该如何面对资本主义。例如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放任（或右派）自由主义者就认为，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以及低税收低福利的小政府，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任何以平等和正义之名要求财富再分配的要求，都会违反个人权利和基本自由，因此绝不可取。社会主义者却批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容许资本家以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之名剥削工人，漠视市场体系导致的巨大不平等和社会压迫。要解决这个困境，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

　　在这样的大论争中，人们渐渐形成一种定见：右派自由主义重视自由，左派社会主义重视平等。而夹在中间的自由主义，由于既支持市场同时又赞成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实际上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即为了缓和无产阶级的不满而不得不实行的安抚政策，而不是基于什么道德理由。这种妥协，从左派的观点来看，是反动和保守的，因为它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伪正当性，令受压迫阶级以为这样的制度就是公正的。而从右派的观点看，这样的和稀泥，也就等于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坚持。

　　所以在您看来，自由主义并不是在自由和平等间作出无原则的妥协？

　　周保松：罗尔斯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却认为，这种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错的。自由主义不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作出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并视两者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从而推导出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例如罗尔斯便主张，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满足他的两条原则：（一）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以及（二）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公平的平等机会原则及对最弱势者最为有利。在这样的社会，公民不仅平等地享有自由民主，同时彼此关怀照顾，没有人会因为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偶然因素影响而受到不公平对待，每个人都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得益。这里所说的得益，不是指在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政府就可以继续容许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今天许多国家的情形，而是要求政府必须通过各类税收（例如累进税、遗产税）、社会福利政策（例如教育、医疗、房屋等）和限制市场的措施（例如反垄断、公用事业国有化等）等，使得社会日益趋向平等。

　　如果沿着罗尔斯的思路，对右派自由主义的回应就是：自由主义也重视自由，而且较右派更重视，因为它在乎的是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实质的基本自由，而不只是有钱人的自由，以及过于强调市场自由，却忽略了市场自由对其他更为根本的自由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左派的响应则是：自由主义也重视平等，而且较左派更合理，因为它要求的并不是简单的结果平等，而是在致力缓和人与人之间先天和后天的差异后，容许每个自由人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自由主义的平等，体现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社会平等和在公平合作中广泛体现的平等尊重。

　　罗尔斯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现实的相关性在哪里?

　　周保松：因为我经常听到一个对罗尔斯的批评是，罗尔斯的理论或许很重要，但和中国不相关，我们因此不必理会。但只要我们放下偏见，稍为想想，就会发觉实情远非如此。第一，罗尔斯要求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集会结社和参与政治的自由，不正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吗？第二，今天中国人最深切体会到的社会不公，其中一定包括严重的机会不平等，包括农村和城市小孩在教育机会上的极度不平等，做官的有钱的在工作上享有种种特权，以及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等，难道不正是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要认真处理的吗？第三，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导致的愈来愈多的社会不满，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背后体现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吗？

　　在今天及可见的将来，中国人将面对两重挑战，一是政治上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二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人的剥削和异化。自由主义恰恰在这两方面，都能提供非常丰富的道德资源，供我们思考如何面对和批判这两重压迫。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改革上，我都不认为右派自由主义和左派，能够较自由主义提供更好更合理的方案。

　　既然如此相关，那么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面对的思想挑战有哪些？

　　周保松：像在西方一样，中国自由主义也饱受其他理论攻击，成为共同箭靶。在中国，很多人喜欢称自由主义为右派。我认为这个称呼十分误导，因为按一般理解，右派往往是保守、支持建制、赞成社会不平等和拥护小政府大市场的。但从上面讨论可见，自由主义恰恰反对这些观点。而在今天的中国，在争取个人自由、维护基本权利、建设法治社会、实践社会正义等方面，自由主义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现实政治如何发展，我们很难预测。但在理念上，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想象，能够离开这些观念和制度吗？

　　至于和自由主义对立的，被称为左派，而左派往往被认为是进步的和批判的。但在政治上，如果有人要求回到改革前或要求维持现状不变的话，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这些主张是进步及有批判性呢？在资源分配上，左派常自许较自由主义更重视公平和平等。既然如此，他们具体提出来的分配原则是什么？这些原则在何种意义上，较自由主义更能体现自由和平等，从而更为公平？就我很有限的所见，这些问题仍然未有深入讨论。

　　据说在过去十年，攻击自由主义最力的，是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我曾经在《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就此做过回应，但我到今天仍然不太了解，到底施派对自由主义在哪方面作出了致命批评。例如在规范社会的基本原则上，如果自由主义不好，施派又到底提出了什么实践上更可行、道德上更可取的建议？有一个颇为流行的批评，是说因为自由主义过度强调自由选择，因此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努力争取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时，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思想自由有助发现真理，信仰自由有助找到自己的终极关怀吗？而真理和终极关怀，难道不恰恰是虚无主义的反面吗？

　　容我大胆说一句，至少在理念上，未来会对自由主义真正构成挑战的，不会是维护既有体制者，不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会是施特劳斯学派，也不会是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理论要么设法提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同时这些安排必须能够有效回应现代政治的一些根本挑战，例如政治权威的正当性问题，要么和现代精神有太大张力。

　　什么是现代精神？是主体意识和自由意识的觉醒，对个人自主的追求，对平等尊重和平等肯认的渴望等。任何和这些精神不兼容的理论，恐怕都难以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同。在此意义上，我们遂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是今天世界最主导的政治思想，因为在众多理论中，它最能够在制度上回应现代精神的呼唤。不是因为有了自由主义，我们才有自由意识。而是反过来，自由意识的觉醒，催生了自由主义。同样地，在今天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精神。我们有责任急起直追。

　　我估计,在未来中国，真正对自由主义理念产生最大威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否则它不会在过去三十年如此根本地改变中国。在历史的发展中，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有过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但如果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和平等，我们将见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和自由主义产生极大张力。它将令国家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变得愈来愈难。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陶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资本主义的巨大破坏力量，也就体会不深。但只要我们读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自然会明白他笔下所描述的，恐怕会在我们的社会重新经历一次，“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可以做些什么？

　　周保松：我这里只抛出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是社会转型问题。罗尔斯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讨论的出发点，都已经假设我们活在一个虽然不完美，但基本上已是自由主义的社会。所以，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令民主社会变得更加完善公正。我们的问题却不一样。我们最迫切面对的，是转型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将转型放到思考的中心，包括转型的观念从哪里来，转型的力量从哪里来，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公义该如何面对，以及身在其中的个体应该承担多少义务与责任的问题。我们要告别旧体制，不仅在制度上，也要在文化上语言上行动上情感上。这些都是中国自由主义忽略但却必须开展的工作。

　　第二个大问题，是社会正义和环境危机的问题。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未必是儒家能否和自由主义相通的问题，也未必是哀叹神圣精神在俗世社会丧失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困境，例如医疗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失业和退休保障问题，买不买得起房子的问题。这些都是社会分配正义的重要议题，自由主义必须提出自己的方案，并论证这些方案为什么是合理可取的。与此同时，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环境危机，也促使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中国要怎样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自由主义不可能在这些讨论中缺席。

　　最后，是广义的异化问题，或者精神危机问题。我想，很多人已明显感受到，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并不是愈来愈丰盛富足，而是愈来愈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唯一可以填补的，只有无穷尽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处境，值得我们深思。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和整体的社会制度变迁有关。很多人觉得，自由主义由于强调国家中立和自由选择，因此必须在这些问题上沉默。我不认为是这样。任何一种政治理论，如果它不能在人类最深层的精神需要上给出它的响应，我认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封面周保松像：李媛绘

录入编辑：陈晓静

谁的知识？谁的产权？

Sat, 19 May 2012 22:55:24 +0800

　　知识产权的效用，就是保护财产，杜绝盗版。但欠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传统知识，很容易就被那些技术、知识和资金方面的领先者转变成所谓知识产权，变成他们受法律保护的所有物。知识产权由此变成了不正当占有他人知识即盗版的工具。

　　梁治平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关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第一次政府间专家会议于2004年9月在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正式召开。这次的会议不再务虚，而是讨论一部条目齐备的法律草案：《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大会的开局异常顺利，不大像是“一场艰苦乏味的谈判”。确定议程，选举大会主席，排定本次大会要讨论的具体议题，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代表各陈己见，大会气氛热烈，却没有爆出弥漫火药味的场面。不过，在一个大多数代表都要涉及并作表态的议题上，一种内在的紧张却显露无遗。

　　公约草案第十九条，标题是“与其他文件的关系”，下面包含两个选项：“选择方案A”和“选择方案B”。其内容如下：

　　选择方案A：

　　一、本公约的任何内容不得影响缔约国在其所签署的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现行国际文件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二、本公约中任何条款不得影响缔约国从其他现行国际文件中享有其衍生权利和承担其衍生义务，除非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损害或危及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选择方案B：

　　本公约的任何内容不得影响缔约国在其所签署的其他现行国际文件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在法律草案中将不同选项并列的做法非同寻常，它表明，起草人无法就相关内容达成一致，同时，这些条款涉及的利益分歧很可能十分重大。那么，这个条款的玄机何在？

　　其实，单列出“与其他文件的关系”一章，也不是一般国际公约通常的做法，而在这部公约草案里，之所以要将这一章单独列出，恰是因为其中涉及的利益分歧“十分重大”。这种利益的分歧，其实就是设立这部公约的理由本身。

　　如前文所述，文化多样性保护议题的提出，原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文化产品和服务并非一般商品，而具有传递价值、创造认同和凝聚社会的特殊属性，因此不宜简单纳入诸如WTO这样的处理国际贸易的一般框架。所以，草案第十九条所说的“其他现行国际文件”，其实就是或主要是围绕WTO架构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尤为重要。因为，正如2001年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的那样，“文化是当代围绕认同、社会凝聚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的各种争论的核心”（序言），而知识产权恰是最能够表明知识经济之时代特质的观念和制度。草案第十九条的选项和行文就表明了这种关系。

　　方案B简单、明确，意在维护现行的国际法律秩序。方案A则试图引入一个不受侵犯的文化保护原则（第二款），同时，作为一种妥协和平衡，它特别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优先性（第一款）。围绕这种安排展开的讨论和取舍，把代表划分为两大阵营。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新西兰、哥伦比亚等国家选择方案B，更多国家选择方案A，没有明确表态的国家也为数不少，他们虽然不倾向于方案B，但认为方案A也需要重新表述，或者，应当在草案提供的选项之外另作选择。代表意见纷纭、争执不下，于是，大会招来教科文组织国际准则及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尤素福先生，让他就公约草案第十九条涉及的法律问题向大会代表作出陈述。

　　大会第四天（9月22日），代表们仍在就包括第十九条在内的若干议题发表意见，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小插曲，以一种极富戏剧性的方式，把当代知识产权制度最具争议的方面暴露在人们面前。

　　那天下午，大会接近尾声之时，轮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代表发言。身为WIPO的代表，其发言自然要守持知识产权的基本立场，因此，他在发言中对“公约[草案]提及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如在序言及第七条第二款），以及公约无意取代现存或未来的知识产权文件或与之相冲突（第十九条）的想法表示支持”，一点也不会让人感觉奇怪。不过，这位代表同时还强调，要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知识产权制度不可或缺，因此，公约文本甚至应当更进一步，明白承认知识产权保护在促进文化多样性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特别提到知识产权制度对所谓“传统知识和文化表现形式”（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的保护作用，讲到WIPO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他甚至还举出两个传统知识方面知识产权的成功事例。就在这时，他的发言被大会主席打断了。原来，WIPO代表谈到的两个事例都取自南非，碰巧的是，坐在上面的大会主席就来自南非，而且曾经担任南非教育部长，他不但知道这两个事例，而且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位年轻人很有幽默感，可惜提到的两个南非的例子都是错的，”大会主席这样开始他的评论。他说，在那个有关传统音乐的例子里，知识产权的拥有人获利数以千万元计，而创造了这些知识的本地族群却分文未得。按照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传统知识属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保护。这种制度其实不是促进了文化创造，而是令其停止。他还批评WIPO，说它只盯着北半球发达国家，不看南半球欠发达国家。大会主席这番突如其来的评论在会场引起一阵骚动，更引来WIPO代表的抗议。毕竟，这种做法不同寻常，至少不合国际会议常规。于是，教科文组织助理秘书长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席本人也不得不对自己刚才的做法表示歉意，说只是因为听到这些南非事例，才有此“非常规”之举，这些发言均不应记录在案，等等。

　　经过一番说明和道歉，大会重回正常秩序，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大会主席可以收回其评论，却不会改变和放弃其意见。因为，知识产权问题后面隐含的不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冲突客观存在，而这位前南非教育部长所表达的，不只是他个人的见解，也是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看法。

　　源于近代欧洲社会的知识产权观念和制度，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创造。它把财产的观念，由传统的有形之物，推及人类的各种发明创造，乃至于关乎人类生命最重要的方面，从而极大改变了现今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状况。不过，这种也被叫做智慧财产权的东西，起初并不是什么权利，而是一种特权，可以根据需要被授予、改变、限制、收回和取消，而且其内容和范围也十分有限。它的重要性因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而显著提高，其过程则伴随着资本的流动、国家的兴衰，以及世界政经格局的改变。

　　早先，知识产权保护只限于一国之内。十九世纪下半叶，专利方面出现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著作权方面则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年），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逐渐完成。不过，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各国仍然享有极大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各自国家发展条件和需要确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今天被斥为“窃取”的许多做法，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法律实践，可能完全合法。其实，今天知识产权最坚定的捍卫者美国，当年就是一个“盗版”和“仿冒”大国。它在著作权保护方面我行我素，甚至长期不理会像伯尔尼公约这样的国际协议；而对于专利，直到1980年代之前，美国法院从未提供有力保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段时期除外），因为在它眼里，专利和垄断差不多是一回事。这种情形与美国后来的知识产权卫士形象大相径庭，无怪乎有业内学者讲俏皮话，说现今所谓知识产权不过是“先抄先盗先仿先冒的那位不许后来的这位免费学他的样，这么一种越来越美国化的制度而已”（冯象：《木腿正义》页3）。

　　上述情形的改变，始于前面提到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部国际法律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通过对WTO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机制，建立起一个全球一体适用的知识产权制度。据此，各国政府在被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对知识产权实施高标准保护的同时，其决定各自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自主权范围大为缩减。意味深长的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是一个由主要代表制药业、娱乐业和软件工业的十二名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组成的私人机构：“知识产权委员会”。这些人联合在欧洲和日本的同行，以发达国家现行法律为基本依据，精心设计了一份提议，提交给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处；同时通过运用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所掌握的各种资源以及沟通技巧和游说经验，成功地把知识产权界定为与贸易有关的议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在此之前，也是这些引领知识经济潮流的大企业，通过行业协会长期而有组织的积极活动，改变了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立场，成功地把知识产权保护变成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从而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建立起一套全球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跨国资本与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强国配合无间，联手推动，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才最终上升为公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性制度。这段历史，可以解释美国政府在这次公约草案谈判中的立场，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公约草案第十九条会做如此安排，又为什么代表会盯住这个条款，展开无休止的论辩。

　　根据流行的说法，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其鼓励和保护创新，而创新，也许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价值了。不过实际上，知识产权制度与创新的关系，未必如其辩护者所坚称的那样确定不移。说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自由贸易和竞争，这种观点更是缺乏说服力。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前后立场的转变，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说到底，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和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是一项“具有极高价值的资源和技术领先者的比较优势”（苏珊·K. 塞尔：《私权、公法——知识产权的全球化》页3）。因此，通过TRIPs所确立的这套制度，“对创新、研发、经济发展、工业的未来定位、全球劳动分工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上，页9）。从此而后，新兴工业化国家不能再像先一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那样，通过学习和模仿来实现其发展目标，相反，他们要向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持有人支付越来越高的信息和技术费用。同时，为了履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他们还必须负担更高的成本。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欠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一些资源，如前面提到的传统知识，很容易就被那些技术、知识和资金方面的领先者转变成所谓知识产权，变成他们受法律保护的所有物。前面提到的让南非前教育部长愤愤不平，以至按捺不住要当众对WIPO代表反唇相讥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形。

　　所谓传统知识，大体是指那些基于传统而产生、创造、应用和传承的知识，包括农业的、科学的、技术的、生态的、医疗的、文学艺术的等等。而所谓基于传统，根据WIPO的定义，则主要指代代相传的知识体系、创造、创新和文化表达，被认为属于特定人群或地区，自发演化，并根据变化的环境而改变。在一个符合工业社会需求的知识产权体系中，这类知识没有适当的位置，因为它们既不是个人创新的成果，也不具有所谓新颖性，只能被归入公有领域，供人免费使用。这种情形为所谓“生物盗版”或“生物海盗”提供了条件。业内人士都耳熟能详的“死藤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1986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申请人Miller一项植物专利。据说，这位美国企业家“发明”了一种“新的和独一无二的”药用植物。其实，在南美洲的亚马逊地区，这种“新的和独一无二的”植物已经被当地人认识、保存和利用了数千年之久；而且，这种当地人名为“死藤”的植物，在当地部落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药用和宗教价值。因此，若干年后，当发现自己的这种神圣植物竟然成了一个美国人的专利时，当地人大惑不解：为何自古以来整个雨林地区都知晓和培育的这种植物会被外人“发现”并得到专利。他们还担心，即将由美国和厄瓜多尔批准的双边知识产权互惠协议，会迫使他们承认Miller对他们的神圣植物享有财产权。1999年，国际环境法中心代表当地几百个部落组织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再审申请，要求驳回美国植物专利第5751号，并最终获得成功。不过，裁定驳回专利的理由与申请人提出的文化、道德等问题无关，甚至当地部落代表就“死藤”久为本地人利用所作的证词，也因为只是口头证据而未获认可。最后决定案件成败的因素完全基于现代法律，而且纯粹是技术性的。根据美国法典第35编第102（b），对申请日一年以前在印刷出版物上公开的发明不得授予专利。本案中，专利申请人提出申请之前一年，芝加哥自然博物馆（Field Museum）的干燥标本集就已经记载了同种植物；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标本集被认定为“印刷出版物”，可为公众知悉和获得，换言之，该项申请不具有它所声称的“新颖性”，并落入上述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件。

　　“死藤案”并不是生物盗版方面仅有的个案。发生在大约同一时期的两个印度案件，“姜黄案”和“楝树案”，也同样著名。这些专利案件都涉及公众性的知识与私有财产权之间的关系，涉及“地球的大众资源是由大众分享还是被商业性占有成为几个大公司的知识产权”这样生死攸关的“战斗”（转引自同上书）。而且，尽管这些案件最后都以撤销之前的专利结案，但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始终不是文化上或道德性的理据，而是现行法律所规定的技术要素。换言之，这些案件一直是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的框架里面来审视和处理的。这意味着，如果申诉方不能够提出符合其技术标准的证据（这实际上很难），就只能接受自己的知识变成他人的产权的事实。这也意味着，那些原本创造了并且世世代代拥有这些知识的本地人，以后再要使用这些知识和资源，就必须向那些因为“科学发现”而得到专利的商业组织支付金钱；而他们必须支付的价格，很可能超出他们的负担能力。人们坚称，知识产权的效用，还有TRIPs的目标，就是保护财产，杜绝盗版。但我们在这些案件中所看到的情形却正相反，知识产权变成了不正当占有他人知识即盗版的工具。没有比这一点更具有讽刺性的了。

　　针对发达国家的生物科技、药品、农业化工产品和种子产业提出的知识产权诉求，草根活动家、农民组织、环境组织以及人权和消费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生命无专利”运动。他们“要求修改TRIPs，明确允许国家将生命形式和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知识从知识产权垄断中排除，发动全球环境、农业、消费者、健康、食品安全、妇女、人权和人民组织参与，并宣称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优先于TRIPs”（同上，页141）。

　　反对TRIPs的另一项重大努力发生在药品专利领域。在这方面，席卷全球的“获得药品运动”与“生命无专利”运动并行，而其成绩更为显见。药品专利问题与文化产品问题有相似处。问题的症结在于，药品并非普通商品，而是涉及人类生命和公共健康的特殊产品。当私人商业利益同公共健康价值之间产生冲突，这时，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权而非权利的性质就显得愈发突出，TRIPs的不足也就更加显见了。

　　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一系列围绕药品专利和公共健康问题的争论和行动，在若干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药品行业之间展开。博弈的结果是，公共健康的理念被更多人接受，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违反药品专利的诉讼被迫撤回，一直站在全球药品公司后面的美国政府也开始调整其政策。最后，2001年，在多哈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一个由非洲团体、巴西和印度领导的八十个国家集团提出了《TRIPs与公共健康宣言》。宣言主张公共健康的优先性，主张各成员国在面对其国内公共健康危机时有权采取包括强制许可等措施应对之。尽管美国和瑞士提出反对意见，并试图以给与部分发展中国家某种好处的提案分化发展中国家集团，但宣言最终还是获得了通过。

　　某种意义上，本次大会讨论的文化多样性公约面对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涉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于WTO所确立的贸易框架，尤其是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文化多样性是否为一项可以甚至必须加以优先考虑的价值。公约草案第十九条，其症结在此。

　　这次大会一年之后，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终于在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三届会议上通过。正式通过的公约，名称改为《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原公约草案第十九条的内容，被置于第五章“与其他法律文书的关系”之下，包括两个条文，即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二十条与其他条约的关系：相互支持，互为补充和不隶属

　　一、缔约方承认，他们应善意履行其在本公约及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所有条约中的义务。因此，在本公约不隶属于其他条约的情况下：

　　（一）缔约方应促使本公约与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相互支持；

　　（二）缔约方解释和实施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或承担其他国际义务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相关规定。

　　二、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变更缔约方在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一条国际磋商与协调

　　缔约方承诺在其他国际场合倡导本公约的宗旨和原则，为此，缔约方在需要时应进行相互磋商，并牢记这些目标与原则。

　　比较公约草案第十九条的内容，新的条款更圆熟，也更平衡。尽管如此，对“缔约方在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尊重，仍然是其中最坚实的部分。这也意味着，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将来仍会在TRIPs的基本架构中处理。而本公约的通过究竟能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促进带来什么和多少变化，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关于知识产权全球化问题，本文主要参照了苏珊·K. 塞尔：《私权、公法——知识产权的全球化》，董刚、周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文中提及的案例，也可以参照甘古力：《知识产权：释放知识经济的能量》，宋建华、姜丹明、张永华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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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国民性？

Sat, 19 May 2012 22:53:22 +0800

　　如果君子、绅士的人格能变成整个国家的国民性，这个国家反而是强大的国家。如果武夫性格成为国民性格，这样的国家反而因失败成为弱小的国家。全民尚武，反而是虚弱的象征。

　　刘军宁

　　《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

　　[法]皮埃尔·马南著

　　崇明倪玉珍译

　　华夏出版社

　　2011年8月第一版

　　197页，29.00元

　　孔子：在我的观念中，一个人、一个国家应该刚强，守刚才强，刚强胜柔弱。我的后学孟轲更是高扬强势人格，男人要做大丈夫，要至大至刚。但是，最近缅甸发生的事情，让我有些震惊。一个全副武装的国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居然拿昂山素季这个五六十岁的文弱女子没有办法，最后以让步告终。军政府这一方看上去是那么强大，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另一方看上去那么弱小，孤身一人被软禁在家，连上山打游击的可能性都没有。最后居然是一个人的队伍赢了，而且还带来了缅甸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呈现出民主的曙光。柔弱与民主，难道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吗？

　　老子：最近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书，翻译出版了，你不妨找来看看。书中强调的一个见解与我不谋而合。书是法国著名学者马南写的，名为《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其中的一章标题，给我印象深刻。这个标题叫“民主的柔和”。“柔和”是文学艺术的专用词，很少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巧合的是，在我的《道德经》中，柔也是一个关键词。我甚至认为，守柔曰强。柔弱才是真正的强大。昂山素季的胜出是必然的。这不是我有多正确，而是天道的必然。柔弱胜刚强，乃是天道的法则。

　　孔子：您既然主张一切都要恪守天道，顺应自然，可是，在自然界，我看到的总是弱者肉强者食。上强下弱，上欺下，强凌弱，自古如此。

　　老子：在人类社会之中，表面上，统治者当然是强势的，他们及其统治集团貌似一国中最强势群体。民众是弱势的，也被称为弱势群体。的确，前者常在后者面前逞强好勇、横蛮霸道。然而，刚强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刚强的。难道没有什么比刚强更刚强的了吗？当然有，这就是柔弱。柔弱胜刚强。比如说，水至柔，却无坚不摧。

　　孔子：我不理解为什么军队强大了却会走向灭亡？

　　老子：有谚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灭亡的原因是，在不道的社会里，统治者建立强大的军队主要是为了对付人民大众的反抗、维护其统治地位。表面上看，民众是社会之中最柔弱的群体，也就是强势者眼中的“弱势群体”；实质上，民众又是最“强大”的群体。没有一个强势王朝不败于这样的柔弱群体。因此，一种政治制度、一个政府若能够通过制度上的保障始终与柔弱群体为伍，始终用柔和的手段管理公共事务治理国家，这样的国家反而是最强大的。自由民主的国家、顺应天道的国家，必然伴随着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的柔和”，“情感的能量和柔和征服了民主最凶暴的敌人”（第135页）。而貌似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苏联东欧集团无不落败于柔和的民主国家阵营。此所谓：守刚反弱，守柔则强。

　　孔子：如果当政者过于柔弱，手段过于柔和，民众欺负执政者怎么办？

　　老子：执政者上台就是来让民众“欺负”的，不然凭什么选你上台？让民众可以自由欺负执政者的制度才是合乎天道的制度。只保障统治者任意欺负民众的制度必是无道的制度。

　　孔子：这个倒是。那再请问天道秩序需要什么样的国民性格？

　　老子：天道之下人人是平等的，守柔意味着平等待人。伙伴关系导致柔和，君臣关系导致冷漠。统治者用强力迫使每个人服从其统治，就会积累怨气与怒气，暴戾之气，国民性格中的柔和就消失了，最多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还残存一点。

　　所以，文明的社会主张男性做绅士，而不是刚烈威猛之士。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并不以出产勇敢的武士著称，而是以英伦多绅士闻名于世。所谓绅士，所谓gentlemen，是指那些顾家的人，温柔的、富有教养的、和颜悦色的、彬彬有礼的、举止得体的、不仗势欺人的、不动辄用强耍横的男性。简言之，绅士就是温文柔和的男士。男子要温文柔和，才强大。

　　孔子：您这么说，让我想起了我们儒家的君子观念。“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表面上看，一个君子一定是一个柔弱的人，他要温文尔雅，要温良恭俭让。但是，我们也主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君子要守住外表的柔和、内心的强大。

　　老子：你注意到你跟孟轲的不同没有？你讲君子，孟轲讲大丈夫。君子文质彬彬，大丈夫顶天立地；一个柔和，一个刚强。我倒是更能接受君子的观念。真正的绅士和君子，都应该是内心强大的人。恰恰是匪盗那样的人，貌似强大，动辄使用武力、用专政来威胁别人和他国，反而是内心虚弱的。天道社会秩序下，需要君子、绅士等守柔则刚的国民性。在天道之下，权力是柔和的、法律是柔和的、政策是柔和的、程序是柔和的。法治的强大来自法律本身的柔和。严刑峻法，守刚以刚，反而使法律失去威信威严。国家要放弃专政的铁拳才强大。在天道秩序下，民众的社会权力日益增加，国家权力变得日益柔和。如果民众之间不用相互用强，那么政府对民众也要示弱守柔。这样的政府才是强大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

　　孔子：谢谢您肯定我的君子观念。君子人格，就应该是国家的人格。不论男女，都应该争做君子，应该为人坦率，做事诚实，重信用爱体面，做一个举止得体的人、一个高尚人格的人、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一个谦和的人：所谓“温良恭俭让”。

　　老子：对，没人愿意跟“烈恶傲奢争”的人交往。如果君子、绅士的人格能变成整个国家的国民性，这个国家反而是强大的国家。如果武夫性格成为国民性格，这样的国家反而因失败成为弱小的国家。古有暴秦、黩武的斯巴达，现代有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纳粹法西斯，当代有苏联等专政国家。全民尚武，反而是虚弱的象征。民主社会是一种伙伴关系的社会，在民主社会中，柔不仅在个体之间打下印记，而且在政治权力与个体间打下印记。法国人托克维尔发现，正是身份平等的伙伴关系，导致了民情的柔和（第102页）。这个柔和不仅存在于作为伙伴的公民之间，而且存在于政治权力与普通公民之间（第104页）。托氏甚至认为，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其法律的强大，不是来自于其严峻，而是来自其柔和本身（第105页）。这真是了不起的洞见。刚强的政体及其特征，如绝对的权力、大一统、专政机器、中央集权等等，这些强力之器，象征的不是强大，而是强权者的心虚与不自信。守弱才强！

　　天道章句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人活时身体柔软，

　　死后则坚挺强直。

　　草木生长时柔脆，

　　死后则又枯又槁。

　　因此，

　　逞强斗坚者必死，

　　既柔且弱者该生。

　　所以，

　　穷兵逞强者遭灭，

　　树木粗强者该折。

　　凡是坚强的必处于下，

　　凡是柔弱的必居于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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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下)

Sat, 19 May 2012 22:51:33 +0800

　　未来即使出现来自政治、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以快速老龄化为代表的人口转变对增长构成的严峻挑战，我还是认为中国有智慧，也有能力成功应对这些问题而不至于出现未来增长动力的消退。在改革政策上做到“持久的可塑性”，关键在于政府的决策远离利益集团的影响，更不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获。

　　张军

《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

[美]Arvind Subramanian著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011年9月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有风险，这是因为预测者总是用现在的模式去推断未来的趋势。所以，当Arvind对中国经济做出宏大的乐观预测时，想必他也心有余悸。预测失败的例子就在眼前。当年苏联和日本都曾一度被西方世界看好。苏联在1946-1960年间创下平均7%的增长纪录，让西方世界汗颜。1957年Calvin Hoover发表文章说，看来集体主义的威权国家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能做得更好。他甚至预言，到197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实力应该就超过美国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连同苏联的军事扩张很快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共识，世界将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当然事实也是如此。可是，好景不长，就在Calvin Hoover的文章发表不到十年，苏联经济就失去了活力，增长率很快就滑到了2%，而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又给苏联的经济以致命的打击（经济学家出身的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在《帝国的消亡》中对苏联经济的畸形结构以及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做了很好的剖析）。就在1970年代末，当苏联经济摇摇欲坠之时，哈佛大学的Ezra Vogel (傅高义)出版了一本书《日本第一：美国的教训》（1979），讲述了日本如何通过发展出一种与美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获得经济的成功。“向日本学习”一时间成为美国企业界的时髦口号，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言论也从此不绝于耳。又不幸的是，当日本在1989-1990年的资产泡沫破裂之后，其增长率仅能长期维持1%的水平。我相信大多数人自然要问，Arvind关于中国的大预测是否也将面临同样的尴尬？

　　这当然涉及他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是否犯了与对苏联和日本的预测同样的逻辑错误。那么，我们首先要问，当年经济学家看好苏联与日本的经济未来时犯下了什么错误呢？现在不难解释。一些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对苏联的极度乐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国家思潮的流行。西方世界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危机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成功，让不少激进的经济学家从苏联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中似乎看到了另类，而且毕竟苏联经济高速增长了差不多三十年。苏联在计划制订的技术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又有一套非常独特的纵向协调和行政官僚系统。至少在当时美国的经济学界，苏联的经济体制和内部的协调机制成为学院派经济学家推崇的研究领域，比较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学派也因此应运而生。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那篇著名的《东亚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中曾提到，从1950年代中到1960年代，每年至少有一篇论文是讨论苏联工业增长的，可见经济学家对苏联模式的关注程度。我在1985-1988年攻读硕士学位时也曾对苏联型经济下过很大工夫，对美国经济学家在战后三十年针对苏联型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文献相当熟悉，而且我曾有幸于1988年在复旦大学的世界银行中国教育发展项目论证会上见过以研究苏联型经济著称的Benjamin Ward 和David Granick两位加州大学的教授。David Granick在1954年就出版了热销的《苏联工业企业的管理》一书，并在1954-1974年至少有二十个英文版次。而自从1958年Benjamin Ward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那篇著名的《伊利里亚企业》开始，关于“集体主义生产”的微观机制和激励效率的理论模型得到迅速的发展，理论上日趋完美。但是，这些理论的出现是为了解释苏联为什么可以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现工业产出的高速增长，而苏联的这一成功似乎也意味着苏联的计划和计算体制在战后的几十年的确幸运地满足了这些理论给出的关于微观效率的苛刻条件。在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氛围下，又面对苏联的工业与军事高速扩张的事实，苏联赶超美国的预言自然颇有市场。但六十年代末之后苏联经济的持续减速又让这一预言大跌眼镜。当自由主义再次占据主流经济思潮之后，苏联经济的成功似乎成了神话。反观和审查那些关于苏联经济的理论模型，似乎也能给出苏联经济减速的答案。苏联的经济体制和苏式的增长模式不管曾经可能多么复杂和完美，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庞大的官僚组织的本能膨胀，要继续满足那些确保效率的条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产出增长的动力就递减，不能持久。苏联有庞大的和计算机辅助的中央计划系统，有先进的科学研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人力资本，但苏联没有市场、没有分权、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激励、没有信息扩散、没有企业家的企业，也没有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快速的技术进步。对苏联式经济的理论检讨无疑也有助于改变对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体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更广泛的政策思考的方向，以至于最终导致了正统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出现。如今，苏联已去，只不过解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论努力还在继续。

　　再说日本经济。当年看好日本的预测要说有错，那就是大多数预测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日本经济在增长停滞之前从战后算起已经增长了将近四十年。在1990年，用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两万六千美元，几乎赶上了美国三万一千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日本在经济停滞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且已经占到了全球技术的前沿面。考虑到这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的增长停滞显然是符合“收敛假说”的逻辑的。Arvind由此认为，既然日本在人均收入上收敛于美国，而美国那时的增长率在2%左右，那么日本的经济增速下降到1%左右的水平就不足为怪。所以，那些对日本过于乐观的预测所犯的错误就在于，日本的人均GDP已经接近美国，而他们还认为日本可以比美国增长得更快，这是违反“收敛假说”的。

　　那么Arvind对中国的大预测是否会重复当年的错误？看起来的确不太会。我的理由是，与日本不同，中国现在还只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即使按照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我3月15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中就讨论过，依照“收敛假说”和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平均增长率来推算，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应该可以维持不低于6%-7%的增长率。而Arvind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却是5.5%，比增长趋势推算值要低三成。这也就是说，Arvind对中国的预测与人们过去对日本的预测正好相反。日本的人均收入已接近美国，但却预测它还能比美国增长更快；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远离发达国家的水平，Arvind却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只能增长更慢。这看上去也是违反“收敛假说”的逻辑的，因为中国本可以增长得更快，而却被预测得更慢。但我想他有意而善意地违反“收敛假说”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时候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有意识地把对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增长率的预测值设定在5.5%的低位，并用这个预测值作为计算经济主导指数的基础，自然会使其关于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推断更加稳健(robust)。

　　我对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应该可以维持不低于6%-7%的增长率的推算是依据“收敛假说”和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9.5%）做出的。这个结论与他人多有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最近讨论中国经济前景的言论当中，悲观者居多。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否维持6%-7%，甚至再高一些的增长率，已不再确信如初，相反，中国经济熄火或崩溃的推算这两年也颇为有力。纽约大学商学院的Nouriel Roubini在其博客上写出长篇大论，论证中国经济为什么可能在2013-2014年“硬着陆”，增长率跌至5%以下。尽管追随者甚多，这样的断言也还是例外的少数。更多的预判则是基于“跨国经验”而得出。例如，哈佛大学的Dwight Perkins教授2010年在英文刊《中国经济评论》上撰文认为，所有人均收入达到一万至一万六千美元（指按照2000年的价格估计的购买力平价）的国家，其增长速度都必然下降到5%或者更低。按照他的估计，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大约是七千至八千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还将再有十年的高增长期。亚洲开发银行也有类似的预测，认为考虑到目前实际的收入水平，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的GDP增长率的下限为5.5%，这意味着按人均计算的增长率还要低一些。按照Arvind的说法，这些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的预测不是“向后看”的，而是“向前看”的，所以并不符合“收敛假说”的逻辑。根据“收敛假说”，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不是依据其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来推算，而是由它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高低，而是距离，低收入国家收敛于前沿国家的速度是它与前沿面之间的“距离”的函数。而度量这个距离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对照这个低收入国家与前沿国家（一般以美国为代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我们已提到，2010年，根据美元的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回放战后的历史，看看那些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四分之一的经济体都曾经能保持多快的收敛速率。这就是所谓“向后看”的含义。为了找到这一经验值，Arvind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以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或者30%为准则，从“佩恩表”的数据库中发现有二十五个经济体符合这一标准。其中有八个经济体（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德国）在二十年的跨度里实现了人均GDP快于5.5%的增长水平，从而高于Arvind对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人均GDP的增长率的预测值。为了证明他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值相当保守而不是夸张，他还做了另一个计算。考虑到5.5%的人均GDP增长率意味着他把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增长率比之前二十年下调了40%，因此他试图检验一下这个下调幅度在历史经验中是否还显得过于保守。利用非常有限的数据，他计算发现，在那些人均GDP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之后，其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快于或接近于）之前二十至三十年的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在六个数据齐备的国家和地区（巴西、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秘鲁）中有四个，只有巴西下降了两点六个百分点，罗马尼亚下降的幅度更大些。尽管样本极小，但也说明与中国当前的阶段相似的国家和地区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这对预判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能是重要的国际经验。而以这个微小样本来计算，高速增长的经济发生减速的概率仅有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人们也会进一步质问，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更像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而不是罗马尼亚、苏联和1980-2000年的巴西呢？

　　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容易回答，因为这涉及每个经济体的异质性或个体差异。不过，我们前面提到，Arvind对中国未来二十年预设的人均GDP增长率只有5.5%，显然已经比中国之前二十年的平均增长率减速了约40%。我相信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考虑到中国未来面临的那些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了，包括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和环境的约束。因此问题也许应该是，即使这样，他预设的这个减速幅度是否仍过于保守？也许可以参照跨国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最近北京的《比较》杂志翻译发表了Barry Eichengreen（加州伯克利大学）、Donghyun Park（亚洲开发银行）以及Kwanho Shin（高丽大学）三位经济学家尚未发表的论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减速：国际证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这篇论文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们试图准确地给出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现减速。文章定义了减速的含义并使用“佩恩表”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最大可能性发生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六千七百四十美元时（2005年的不变国际价格），增长率会减少两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尚可继续增长9.3%，那么2015年可以达到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五美元，刚好超过减速的临界值。如果增长率是7%，那么达到临界值的时间是2017年。如果改用相对收入来计算（这样更符合“收敛假说”），那么经济减速的临界值就是，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最发达国家大约58%的水平时，增长就会减速。“佩恩表”的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八千五百十一美元，还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9.8%，离增长减速尚有距离。根据他们的预测，如果中国可以一直保持9%的增长速度，而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率维持在1.9%，那么中国经济开始减速的时间就会是在2023年，因为中美两国的人均GDP之比正好为58%，而且中国减速的概率是75%。考虑到Arvind对中国未来二十年人均GDP增长率的预测值是5.5%，比二十年来的平均增长率减速幅度超过三点五个百分点，大大高于两个百分点的历史经验值，所以，他认为如果不发生重大金融危机，他对未来中国经济减速的预言准确率应该就是100%。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有没有可能面临更大幅度的减速或者出现像苏联与罗马尼亚那样的停滞呢？与Arvind一样，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从增长的源泉来说，一个已经持续增长的经济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减速（甚至停滞）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减速与停滞造成的，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资本水平不能像过去那样持续而快速上升的时候，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GDP增长的唯一可靠源泉。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那么当人均资本高位回落之后，经济的增长动力就将逐步消尽。而对中国而言，作为中等收入的国家，未来二十年人均资本水平的上升依然有巨大的空间。以2010年年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总值大约是九十三万三千亿元，相当于十三万八千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四十四万七千亿美元，两者至少相差三倍。而按人均计算差距则更大。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一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为韩国的25%。可见，未来二十年中国的投资机会依然很大。事实上，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十一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二十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以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来推算，内地至少需要二十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往往是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和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对中国而言，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仍将持续至少二十年，这是因为中国仍处在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进程中。以劳动力在经济部门间的就业比重来看，即使中国经济已高速增长三十年，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我曾经测算，以过去三十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二十年才能使其就业结构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值。与经济的就业结构变化相联系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率的变化趋势，要从目前的50%提高到70%以上（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也还需要二十年（以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提高1%的经验值来推算）。所以，经济结构的变化仍将为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加速做出重要贡献。

　　Nick Lardy在他2010年的著作中说，那些认为中国在未来二十年里经济增长必将大幅回落的预测其实都是在夸大其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样的预测是假设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不太可能继续增长，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比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东亚经济体都要开放。的确，当今世界越来越平，技术进步与贸易和直接投资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为主，在这种背景下，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前沿国家的技术创新往往是通过投资在落后国家直接应用的，这在信息产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年来，已有诸多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持续提高（部分会因为加工出口占比较高而有所高估），跟中国通过贸易和接受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培育和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目前也已进入到了“科技起飞”的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接近2%，并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因此，长远来看，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指日可待的。

　　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依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甚至悲观呢？不少经济学家习惯于以史为镜。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去年撰文说，战后世界上也只有七个国家（或地区）成为了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这意味着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概率只有两百分之七，怎能不悲观？当然，这对Arvind的经济主导概念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中国获得全球的经济主导地位并不要求中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根据他的预测，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的一半，虽然也相当富裕，但还算是中高收入的水平。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当下关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成功地收敛于高收入国家。这两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备受瞩目，原因也在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概括了战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未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教训。凡此种种均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转型会十分困难，不仅因为早期形成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不可能一劳永逸，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经济改革和战略转型往往因为利益集团的阻挠不能实现以至于错过结构升级的最佳机会。情况常常是，即使政府识别出了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也难以真正推动结构的转型，要知道，对于向更高收入的收敛，确保实现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升级至关重要。至于中国是否能够很好应对来自中等收入阶段的挑战，包括克服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成功推进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技术升级，积极消除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在经济学家之间自然难能有共识达成。其实，没有任何人事先可以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追赶战略的成功有确切的把握，所以，看法上的悲观和乐观的分别多由观察上的差异所左右。仍以中国而论，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和不利因素当中，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Martin Wolf的话说，克服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或者将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非贸易部门是最为困难的。而在这个判断上，不少经济学家常有主观臆断之嫌，有必要稍加评论。

　　众所周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的观点大行其道。依照这种理论，中国就要为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国是储蓄过剩的最大贡献者。在多数人看来，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造成储蓄过剩，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必须借助“过度出口”来维持。这导致中美之间、中欧之间的贸易严重不平衡，而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从而反常地开始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久而久之，中国获取了债权国地位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沦为债务国。前文我提到的Scissors教授对当前中国外部金融实力的质疑，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我经常说，这种结构主义的逻辑框架在使用上是极其廉价的，因为你即使对中国完全无知，依然可以依仗这个框架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发表宏论。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Martin Wolf就是这样的能手，他所依赖的无非就是这样的逻辑。假若人们多用它来分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变化、资本流动等短期经济现象并多见于报端的财经评论和政治外交辞令中，这样做倒也可以理解。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多数人（甚至也包括很多经济学家）竟然干脆使用这种逻辑框架来推断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再平衡”（rebalancing），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来扭转其债权国地位，并将未来经济的增长引擎切换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和进口的轨道上来。

　　上述逻辑看上去天衣无缝，实际则有循环论证之虞。消费、储蓄、投资、贸易余额、资本流动等流量概念之间的关系多为定义使然，可以组合出不同的恒等关系，但却无法显示谁决定谁这样的因果关系（比如，中国过度出口是因为国内消费不足还是相反？），因此难以从中把握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又怎能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发表意见？不仅如此，从需求方面推断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之前景并不合适。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借用Arvind在书中提供的一个实例。他提到IMF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在1989年11月号中曾有一个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提到日本的人口转变（老龄化和赡养比率的不断提高）对日本经济未来的增长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看来，这个结论显然是错的，因为人口老龄化和赡养比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储蓄率，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而那时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研究者遵循的逻辑是，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指被抚养的老人数）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降低国民储蓄率，推动总需求的扩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Arvind无奈地认为，出现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要么是这些研究人员低能，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当时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和乐观而刻意编出的一个理由。其实，这个理由与今天人们从需求方来推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逻辑如出一辙。

　　这几年，我发表多篇文章来批评从需求角度看衰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言论。这些言论多以中国消费需求占GDP比重（简称消费占比）很多年来持续下降的观察为主要依据来得出未来增长乏力和熄火的结论。而实际上，消费占比下降的观察并不真正可靠，统计上有明显的缺陷和偏误。我在3月15日的那次演讲中提到，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自从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放弃福利分房制度并启动住房市场之后，家庭必然为购买住房而储蓄。如今在城乡房屋私有化率高达近90%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 “虚拟租金”，在核算家庭用于住房消费的开支方面存在明显低估倾向。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的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实际上，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几乎都超过了17%，如果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能够在统计上被准确反映，想必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之间也不应该存在显著的落差。至于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来解释消费占比下降的说法，由于不能很好推断家庭储蓄率的变化，也难成有力证据。

　　另外，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关于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以消费占比的高低来推断和预测未来增长的前景反而会得出匪夷所思的结论，因为消费占比的高低仅是比例的大小，并不反映消费增长的绝对值。就算我们相信中国的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何况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消费增长并不慢。Arvind在书中用“佩恩表”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发现，在与东亚经济高增长的相似阶段，中国大陆人均消费的增长显著快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顺便提一下，这个比照结果不仅说明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人均消费的增长有较好记录，而且对那些指责中国一直实行贸易重商主义政策的言论也有申辩之义。最近十年来，流行的观点多以为中国对美欧维持的经常项目顺差抵消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重商主义政策“欺骗了”国内的消费者。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好像回到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当时实行的贸易重商主义政策尽管让中国出现了贸易顺差，但闭关锁国的政策却扼杀了中国人对进口的需求。而实际上，正如Arvind所言，定义中国是重商主义倾向的国家面临一个悖论，因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不仅仅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差”，从而导致与美欧的贸易失衡，同时也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和”，为世界经济带来繁荣。

　　再回到消费问题上来。与消费占比持续下降的观察不同，我认为，与很多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储蓄率较高造成的。但是，随着我们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随着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均等化的不断改善，以及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家庭消费的升级不可避免，消费占比会不断稳步提高。但这种提高是经济不断收敛于高收入国家的必然结果，应与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消费占比上升（因为储蓄率下降）的情形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反而不利于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中国对正在面临的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不做出积极应对，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这应该是中国收敛于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至关重要的时期了。过了这个时期，即使我们有更高的消费占比，但因为国民储蓄率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想要再保持较快增长就不太可能了。我以为，Arvind对中国未来二十年平均5.5%的增长预测值该是提前考虑了这个问题。

　　最后，退一万步讲，未来即使出现来自政治、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以快速老龄化为代表的人口转变对增长构成的严峻挑战（这是唱衰中国经济的学者最为悲观的方面），我还是认为中国有智慧，也有能力成功应对这些问题而不至于出现未来增长动力的消退。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在总结东亚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经指出，“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上正对变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个十年有每个十年的挑战，每十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变，用Kuznets的话来说，这些政策改变是为了适应而不是梗阻私人经济所要求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描述也同样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改革政策上做到Ranis教授所说的“持久的可塑性”，关键之点在于政府的决策远离利益集团的影响，更不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这就要求政府有超越利益集团的更高利益目标而保持“中性”（借用姚洋教授的话）。回眸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邓翁南方谈话、中国入世，抑或最近的重庆事件），似乎都有理由相信并预料，中国的执政党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在未来的各个可能的转折点上持续推动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改革。

　　至此，我已花费了很大的篇幅来评论和分析与预测中国经济未来有关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这个阅读、赏析和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讨论中，Arvind使用的预测方法和理论基础明显优于其他，没有或许因为看好中国经济而刻意使然的痕迹。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此书写下该长篇评述文章的根本原因。而要做出对中国经济未来乐观的严肃推断是需要超凡的经济学功力的。在这一点上，Arvind做到了。我在开头部分说到，由于我只对这些更“经济学”的内容感兴趣，所以，我以上的评述和赏析文字仅以第1-7章的内容为对象。但是，除了科学预测中国经济之外，他的书还在第8-9章讨论了全球（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如何学会去适应和处理与中国崛起的关系。这些讨论与国际地缘政治学多有交叉和重合，不在我的兴趣范围，我无心评论。至于对当前依然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国的未来如何研判，也仅仅在本书的头尾两处做了些陈述和简单讨论，没有翔实论证，我当然也无从发表更多意见。我曾问起Arvind：“为什么你对美国的未来有书中的那些看法？”他回答说：“美国的衰退是全面的（generalized decline），今天就连美国最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改弦更张，反过来去反对全球化，主张保护美国了。知识界的这一‘气候变化’已能隐含说明美国的衰退已大势所趋。”至于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衰落几乎不可挽救的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三条，除了已过巅峰之后的长期增长必然衰退的理由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后暴露出其财政、金融和债务状况的极其糟糕和脆弱，使其维持经济自然增长的前景极其暗淡；二，美国长期演变的结构性困境已成痼疾顽症，难以克服和恢复。

　　Lawrence Katz的比喻更形象：可把美国经济想象成一栋大厦。一个世纪前，甚至是三十年前，它还是全世界向往的对象，但到了上一代人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顶部的豪华公寓越来越大，中间的普通公寓拥挤不堪，地下室早已水漫金山。为了应对这一困局，大厦的电梯不得不停运，结果更让人们跌入失望的深渊。这些困境非一日之寒，乃是一系列问题累积所致，包括停滞不前的中产阶级的收入、长期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持续扩大的社会不公、不断降低的社会流动性等。即使大胆假设美国还可以重整旗鼓，借助于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加快科技创新的速度来恢复其经济增长达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最好纪录（3.5%），Arvind也不认为中美之间的竞赛结局可以改变，因为在一个收敛和平坦的世界上，科技创新发生在何处已不重要，复制和传播快于发现。他称这一现象为“不对称性”。用他的话说：“这一不对称性是指前沿国家的技术创新步伐放慢或者受限总体上并不会对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收敛造成影响，因为现存的技术早已被各国广泛运用。但假如富国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那么这些新技术在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国的运用速度也会加快，从而给这些国家也带来增长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富国加速增长未必能使它们比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国增长得更快。”因此，如果美国要以3.5%的速度增长，我们就必须提高对中国增长率的预测值，从而对中国行将取代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的大预测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们去欣赏一下Arvind在本书开头和末尾处设计的二十年后的那一幕吧：2021年2月的华盛顿，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正在带领林肯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入IMF中国籍总裁的办公室，为的是签署一项借款协议。IMF同意向美国提供三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2%）的紧急融资。为了获得这笔款子，美国答应了所有限制性的条款，包括撤出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这一幕颇具象征意义，瞬间传播到全世界。人们不会忘记，1956年，英国为了获得美国提供的融资计划（该计划包括从IMF借到十三亿美元以及由美国的进出口银行提供五亿美元贷款等）来应对巨额的债务而不得不同意从苏伊士运河撤军。在亚洲，相似的一幕发生在1998年。时任IMF总裁的Michel Camdessus（康德苏）低头看着印尼总统苏哈托在一份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在亚洲人看来，随着这一签字，主权和尊严不复存在。而在2021年的华盛顿，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正在完成。

　　今年1月30日在丹麦哥本哈根，我与Arvind不期而遇。我们同时被邀担任“丹麦商业领袖峰会”（Danish Top Executive Summit）的嘉宾演讲人，而担任演讲主持的正是《金融时报》的Martin Wolf。会议组织者用心良苦，在会议当晚有五百多位商界领袖参加的招待晚宴上，主办方“丹麦管理学会”特地安排我儿子（他和我太太也受邀出席晚宴）带领大家领唱了一首只有三句词的中文歌曲，歌词是：东方太阳已升起，西方还在睡梦里，要加油，要创新。而“日出东方”（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正是这次峰会醒目无比的主题词。不用说，Arvind和我都明白这个主题的深刻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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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丘吉尔

Sat, 19 May 2012 22:41:48 +0800

　　丘吉尔往来都是在政经事务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共食无白丁”，他在餐桌上与“食友”非官式地洽商世界大事，于觥筹交错及杯盘狼藉间高谈阔论，又可增进“私交”，有利达成共识的气氛。

　　林行止

　　《和丘吉尔晋餐——在餐桌上制订政策》

　　[英] 薛达·史德莎著

　　Short Books Ltd

　　2011年10月第一版

　　对丘吉尔（1874-1965）生平颇有研究的资深记者、赫德逊学社研究员、作家，现任剑桥大学丘吉尔书院教授（Reader）的薛达·史德莎（Cita Stelzer）女士，去年底出版《和丘吉尔晋餐——在餐桌上制订政策》（Dinner with Churchill：Policy-Making at the Dinner Table）一书。在香港人的认知中，Dinner是指晚餐（英国无产阶级〔Non-U〕则是午饭），但以多数英人的习惯是主餐，因此严格来说此字应无午餐晚餐之分。事实上，本书所说，除午晚餐还包括早餐。丘吉尔是二战英雄，且被西方民调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往来都是在政经事务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共食无白丁”（书后附有“食客”名单，二战前后西方政坛重要人物尽在其中），他设宴请客或他作为客人，在餐桌上与“食友”非官式地洽商世界大事，是很自然的。本书因此恰如其分地加了那个副题。在餐桌上于觥筹交错及杯盘狼藉间高谈阔论，又可增进“私交”，有利达成共识的气氛。

　　作者的笔调颇为随意，结构也很松散，对二战期间很多重大决策（据说丘翁在宴会上最大的成就是说服美国采纳“欧洲优先”〔即开辟欧洲战场遏阻德国侵欧〕的策略），只有浮光掠影提及而无什么耐人寻味的内幕。对笔者来说，本书第二部分谈书主的烟酒食，较有读趣。

　　现在人家想起丘翁，很少不联想到雪茄，以他雪茄不离手尤其是竖起中食二指的V形手势夹雪茄的形象，早已深入民间。丘翁读书不成（中学未毕业便入皇家陆军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当记者，被《每日画报》（Daily Graphic）派往古巴采访脱离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时，才二十一岁。是年他第一次品尝“古巴雪茄”，一吸上瘾，“自此之后，对丘吉尔来说，雪茄与古巴是同义词！”

　　丘吉尔幼承庭训，和乃父兰道夫勋爵一样，很年轻时便有烟瘾（在军校时，一盒一盒的香烟由他父亲供应），但去过古巴之后，他对雪茄情有独钟，不惜违背父意，戒烟改抽雪茄。1900年，丘吉尔的母亲在当年伦敦最出名现仍生意兴隆的烟草店J.J. FOX，替丘吉尔开了户口，很快丘吉尔便成为其最佳客户。丘翁去世后，该店设立专柜，名为FOX Churchill Museum，展出若干丘翁邮购雪茄和供她母亲享用的“土耳其‘金嘴’（gold-tipped）手卷香烟”的“购货单”，当然摆放了不少丘翁钟爱的雪茄、保存的抽雪茄的用具……

　　关于丘吉尔与雪茄的许多“趣事”，笔者不想多写，以其与任何有雪茄瘾的人大致相同，并没什么特别。以笔者之见，值得一写的事只有二端。其一是他不仅非古巴雪茄不抽（据当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日记，一次英美领袖开会，丘翁忘带雪茄，美方人员买普通雪茄给他“顶瘾”，他抽了一口便放下），而且只用一种加拿大柏木制成两英寸长的火柴，以长火柴耐烧，可以让人慢条斯理地“点燃”雪茄（书中未说的是，长火柴易惹祸，据说数年前香港法律界名宿张奥伟便是以长火柴点雪茄失手让未灭火柴坠地酿火灾被烧死）。其一则是由于他“雪茄不熄”，日抽九至十支（不是全部抽完，他着男仆及副官把抽剩的雪茄送给他的园丁——他拆出烟丝供烟斗用），搭飞机雪茄亦不离手，当年虽无机舱禁烟之例，然而抽气设备十分原始，为了免致浓郁辛辣的雪茄味弥漫机舱，空军特别在他经常乘搭的B-24 Liberator（美制重型轰炸机，1939年底投入服务）的副机师座椅——他最喜欢坐的位子——对上的机身，开了一个小型的透气窗（91页说side blister window，显然是飞机工程术语，看得一头雾水，直至201页见venting window，才知是什么东西），让他可以在不污染机舱空气之下大抽特抽。

　　雪茄不熄之外，丘吉尔又纵情饮食（他讲究饮，好吃，但吃得十分随便），但导致他体态痴肥至步履蹒跚，相信亦与医生嘱他临睡前吃点三明治作“宵夜”有关（丘翁喜欢的三明治是“面包要薄冷牛肉要厚”），“德酋”希特勒因此说他是犹太人豢养的“终日醉醺醺的‘废柴’”（superannuate drunk），不无道理。和丘吉尔刚刚相反，希特勒酒不沾唇节制饮食且长期茹素（他因此必须经常服用医生开的药以控制大肠蠕动使之不致随时“排泄废气”！），生活非常健康正常。显而易见，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饮食习惯背道而驰。

　　丘吉尔饮酒——威士忌、白兰地和香槟——从早餐开始。1899年他往南非当战地记者，报道布尔战争（Boer War，1899-1902），行李箱有四十瓶红酒、十八瓶威士忌和十二瓶用以掺和烈酒的酸橙汁（Lime Juice）。他说饮酒令他“开窍”（quickened my intellect），却因此令他酒气逼人，即使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时亦如此。据说有次开会，他坐在性格火爆的工党议员贝丝·布烈笃（Bessie Braddock）身旁，贝丝闻酒味，不客气地说：“温斯顿，你醉了。”（Winston, you are drunk!）丘吉尔“语重心长”、幽幽地说：“贝丝，你真难看；但明天我便清醒了。”这段“番书仔”大多知之的“逸闻”，丘吉尔听闻时微笑不语，“既不承认亦不否认”（180页）。

　　丘吉尔喜欢吃、不讲究却不会拒绝美食。当然他未曾“下厨”。有次他独自留在乡间别墅Chartwell（现为受保护的文化遗物），丘太警告他厨子放假有断炊之虞，要他离开，但他豪气地说：“我会煮蛋——我曾见过厨人烚蛋。”这也许是事实，只是他不知道怎样烧开水，结果当然只能以白面包充饥。

　　丘吉尔的饮食习惯当然不足法，他吃大量牛油、奶油和雪糕，鱼子酱则视斯大林送给他的为首选，“可惜，为此我们必须和俄国并肩作战！”在苏联的雅尔塔会议上，他早午晚三餐吃了以磅计的鱼子酱。除了鱼子酱，他对俄罗斯烹调绝无好感，对苏联人频频“干杯”——在一次莫斯科的聚会中干杯二十五次——更吃不消。

　　英国烹调是丘吉尔的最爱，尤其是英式烧牛肉。几乎所有英式食物，不论烹调多么粗糙，他都甘之如饴（英国烹调真是乏善可陈，但另一位名家《一九八四》作者奥威尔却为文推介；热爱本国食物大概是爱国主义的基本元素，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至理）。丘吉尔还有食无定时的陋习，肚饿便吃，令他的厨子必须准备好食物以便他开餐，为保存“半生熟”的肉质，有时要多次更换食材，以待他随时叫“开餐”的要求。

　　《和丘吉尔晋餐》尚未读完，便见《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有《型男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Man of Style）一文。身形臃肿肥得走不动的丘翁竟是“型男”！

　　在纽约曼哈顿Fifty-second Street，有一家以丘吉尔乡间别墅为名的书店Chartwell Booksellers，主人巴利·辛格（Barry Singer），职业作家，认识一位在常春藤大学念英国文学、自称丘吉尔迷的地产商（相信书中有具体的资料），他以特优条件怂恿辛格在他新建成的商业大厦开设这间书店，以卖丘吉尔和有关丘吉尔的著作……三十年下来，辛格读遍书店内搜集的丘翁的书籍，变成丘吉尔专家，惟他“专攻”丘翁的衣履而不及其他。《型男》便是辛格刚出版（5月1日发行）的《成为丘吉尔的艺术》（Churchill Style: The Art of being Winston Churchill）的书评。

　　据书评的介绍，丘吉尔对衣着十分考究，他在伦敦裁缝坊（Savile Row）历史最悠久的名店Henry Poole定制西装，他的“煲呔”和英国牛仔帽（John Bull hat），则均出自英国知名匠人之手；而令丘吉尔名留时装史的是他自己设计、供砌砖头（他的唯一户外活动）时穿着的“工作套装”（zip-up, all-in-one siren suit）。有点出人意外的是，丘吉尔不惜工本购买昂贵的“幼丝织成布匹缝制的粉红色内衣裤”（丘太说他为此花了大钱〔Spent a ton of money〕），读来真有点诡异的感觉——本来不想购买这本书，现在却有一看究竟的冲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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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名士

Sat, 19 May 2012 22:33:14 +0800

　　吴藕汀、沈侗廔、庄一拂三位先生堪称“名士”。这是中国文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三子咸归道山后，名士一脉不仅在嘉兴，恐怕在江南，甚至整个中国自此绝矣。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国文化史又翻过一页。

　　施康强

《鸳湖烟雨》

吴藕汀著

中华书局

2010年10月第一版

338页，26.00元

《十年鸿迹》（上下册）

吴藕汀著

中华书局

2010年10月第一版

815页，65.00元

　　1973年9月15日，吴藕汀先生由南浔乘早班长途汽车返嘉兴。他先到平望换车，此地属江苏吴江县，有莺脰湖。美丽的地名，而且有典故：《儒林外史》第十二回中，湖州娄公子泛舟湖上，大宴宾客。雅人深致，吴先生每经过平望，即往莺脰湖边，眺望烟波渺茫，然后入市沽酒独酌。

　　吴藕汀（1913-2005），浙江嘉兴人，弱冠即负才名，为词坛名宿、画家、版本目录学家。1951年，被嘉兴图书馆派往南浔嘉业堂藏书楼整理藏书，从此留在湖州。1958年，因故“一怒而去”，获准退职，落户南浔。本想以著述为生，结果靠变卖家什度日，以写作、填词、种药、养猫自娱。嗣后与嘉兴失去联系，以致有他已化去，如“东坡海外”的讹传。故人沈如菘（侗廔）先生请评弹演员胡天如在南浔打听吴藕汀的下落。于是吴先生决心启程，重访暌别十多年的故乡。

　　此时，“文革”已跨入第八年，渐成强弩之末。市井日常生活表面上恢复正常。吴先生在嘉兴小住后返南浔，填了二百阙减字木兰花记录此行。他与众多旧友或在茶室茗谈，或登酒楼小酌。他留意生活的小情趣，发现市民多喜养鸟，或饲金鱼。他与沈如菘和另一位友人合作《岁寒三友图》。沈如菘是他的平生知己。曾经，听说多年不见的沈先生从外地返里，他即冒大雪乘舟往晤，倾谈不知鸡晓。此番又下榻沈家，夜雨声凄。词曰：“航行雪满，鱼雁传来君已返。握手无言，此事铜琶又再弹。寐难合睫，谁料今宵重借榻。不断檐声，夜雨凄然滴到明。”另一位老友，比他年长的庄一拂先生奉佛，自号一拂居士或“箨山和尚”。因传闻有误，曾为吴先生赋悼诗，有“青山埋骨已成空”和“鬼唱浔溪事亦同”之句。听说他归来，乃冒雨来访。词曰：“南郭耕读，身世穷通真覆鹿。闻我归来，涉水粘泥亦上街。犹疑梦蝶，居士而今成老衲。埋骨青山，鬼唱浔溪句可传。”他路过或特意经过东门宣公桥之北的安东旅社，回想青年时代的艳遇。“有女伶者，摘来雪样，艳傍天香，称娴雅之姿，擅皮黄之技。庚午来禾献艺，承刘山农世丈之介，缱绻于此。其《起解》，《会审》两出，余最赏之焉。”词曰：“安东旅社，四字犹存心暗惹。宛转余音，年少欢情何处寻。鱼枷上演，犯妇冤沉洪洞县。睡起含颦，频见妆台镜里人。”总之，读这两百阙减字木兰花，我们会以为那年头已经天下太平，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庄、吴、沈三位文人结习难改，一时“轻骨头”，又起了唱和的兴致。次年，1974年，是嘉兴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朱彝尊客居京华，怀念故乡风物，写作《鸳鸯湖棹歌》的两百周年。三位乃分别以旧史、抗战史和新史为内容，各赋《和鸳鸯湖棹歌》两百首。有热心人为之刻蜡版油印，并且传播。

　　1975年10月，吴先生再度返里。他与沈侗廔预先约定了见面时间。因抵达嘉兴较早，他先去别处，惊悉侗廔已于三天前“进去”了。事因棹歌而起。当局正要刮一场红色政治“台风”，紧一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遂从一些好心人称之为“老年人的游戏”的《和鸳鸯湖棹歌》中嗅出点什么，有大兴文字狱之势。嘉兴是个小城，棹歌一事足以闹得满城风雨，人言鼎沸。侗廔家的书画信件被抄走。一拂亦“进去”了。参与其事者多被传唤、训斥。藕汀先生闻此变故，自言“终日栖栖皇皇，了无兴味可言”。不过他总要与友朋叙谈，并且特地到梧桐树街探望幼年女伴姚秀英。数日后，先生乘汽车怏怏而返第二故乡南浔。还好，事情没有闹大。藕汀先生说他回家后，“嘉兴到南浔来了一男一女，谅必是警政人员，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对我还算客气，没有一句谴责的话”。沈、庄两位不久即获释放。

　　关于《和鸳鸯湖棹歌》，沈侗廔自言：“越一载，四凶殄灭。再逾年，余与箨山始申请发还抄家没入官中之书籍信札和棹歌稿件，乃蒙赐还于保密档中。其时公安承办人员徐某，乃以我诗中涉及吾禾重点文物——楞严寺铜佛被毁事情，训之曰：我等化无用为有用，尔之惋惜，足见顽固。余于诚惶诚恐之余，进而窥伺铜佛之毁，固在彼等‘革命’之手也。”吴先生自己亦说：“原因是侗廔在和诗里有‘百年大劫此无双’及‘被毁于丙午’之语。一拂也有‘楞严寺穷穷穷，还有十万八千铜’的说法。所以他们做贼心虚，一提到楞严寺铜佛，便触目心警。我看铜佛是酿成棹歌案的起源之一，亦未可知。”

　　三位文友中，以沈侗廔（1916-1989）的遭遇最为坎坷。他早年从画师学画，毕业于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曾两次入狱。第二次，1968年，被安上的罪名是“以琴棋书画反党”。劳改获释后，在嘉兴“沦落市井，与引车卖浆者为伍”。1979年由无锡国专的同学冯其庸先生推荐，应聘安徽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讲授中国美术史（他有旧作《中国美术史略》），才算有了一个公职。

　　此后，吴先生在南浔与友人频繁通信。鱼雁来往最多的是沈侗廔。1991年，先生整理1981年至1990年之间的友朋信札，加上按语，编成《十年鸿迹》一书。书中多记载嘉兴以及杭嘉湖地区的“老派文人”、国画家和诗词书画爱好者的活动，以及对中国画坛风气的议论。

　　沈侗廔自嘲“人家退休，我方就业”。1986年他的“历史问题”平反，被评为副教授。他在写给吴藕汀的信中说：“虽然这对我是无所谓，名利并不萦心。不过近几年发表的文章比较多，尤其是学术性文章，真是‘棘手文章新教授，白头冠服老遗民’。我志在文章不在画，主要还是争口气和吐口气。”“我素以笔锋凌厉见称，因我毫无顾虑。几十年来都熬过来了，现在这几年，我总算在中国美术史论坛上有一点小小名声。以骂倒一切之概，一吐几十年来的秽气。”

　　授课、写作之余，他频繁参加学术活动，或畅游名山大川，并考察敦煌、麦积山、龙门、云冈等地的美术遗迹。他有本钱自负：“实际上我决不小觑自己，对古人、今人都毫无愧色。可以较量较量的。出名的人能看看的实在并不多，诗书画刻文‘五毒’俱全者，从古到今也极少，现在更不在话下。” 他自认“使气好斗”，有其心理原因：“我被嘉兴人赶出故乡，不远千里谋生就食，日日如丧家之犬，飘零如无主孤魂。夜夜到十二点甚至到一点，忙忙碌碌，为名乎？为利乎？非，出口气耳。”

　　沈侗廔兼擅诗书画篆，自然推崇文人画的传统，引吴先生为同调：“我以为你的画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将来必传无疑。以后是不是可以每画一词，题在上面，大大发挥文人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色。不要画归画，诗归诗。”1982年，他在北京看到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习作后，猛烈抨击使用男女裸体模特作画，甚至说“因此在美院学习的青年就不可能不发生与模特儿通奸淫秽的事”。此番议论，好像历史退回到六十年前，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开风气之先的时代了。吴先生比较通达：“侗廔没有把人体美与‘通奸淫秽’分别开来，一味苛责于‘纤毫毕露’就是有碍风化，好像是太保守了一些。”

　　同年，他应邀去上海参加上海国画院书画展览。“时能画能书，或者书画可以看看的有，但能诗文者绝无仅有……这些画最多充其量不过是画家画，能够得上文人画条件，凤毛麟角。所以现在有的竭力贬文人画，原因即在文人画已经将要成为绝响。”“你我出名，有赖于诗词。无这点文学基础，想传于永久，是不容易的。我是很欣赏文人画的，轻视工匠画的，就是因为他没懂得诗词，诗词不懂，那就何处来的诗意。书画诗词意境相通，贵就贵在此处。” 他评论上海书画院诸公：“身为院长的唐云，也未必知道什么诗文。九十多岁的朱屺瞻，也什么都不懂，所以这些画人，最多不过是个画匠，美其名曰画师，毫无文人气息。这些人偏偏都题诗，不题犹可，一题皆错，真是可笑得很哪。”以己之长，轻人之短，沈先生未免偏激。

　　吴藕汀退隐南浔鹧鸪溪上，沈侗廔劝吴出来做事。吴先生曰：我虽处于“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不必绝人以逃世。了心之切，即在尽心内，不必绝欲以灰心”之中。但是出来办事，总难免“花局盆内，终乏生机；鸟入笼中，便灭天趣”。对于沈的舟车劳顿，吴亦不以为然：“侗廔聪明人也，何以不知‘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烟霞自足；会心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赊’耶。《孔子家语》中有云：‘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倘常涉山林，兀不犯此三者，岂不‘己取也’。”

　　1989年，沈侗廔查出肝癌，当年在嘉兴医院逝世。吴藕汀不胜惋惜之余，评曰：侗廔“劳累过度，自然在所难免。不过侗廔好胜，易于常人，不免为人所忌。”

　　吴先生选择了另一种活法。他固然心态平和，想来与他的境遇比沈侗廔要少些坎坷也有关。他兴趣广泛，自言可以十八个字总结一生：“读史、填词、看戏、学画、玩印、吃酒、打牌、养猫、猜谜。前四项是主要生活，后五项是多头。我是专力则精，杂学则粗。”其实还应该加上种药。闲居鹧鸪溪上时，他为验证《本草纲目》而种植药草，自号“药窗”。对于他，一切都可以成为赋诗填词的题材。他念旧，友情和柔情。“棹歌案”那年，他去探访上文提到的幼时女伴姚秀英，但没有心情做诗。青梅竹马虽堪追寻，白首相见，各叹老境而已。后来再次重晤，秀英备酒肴颇丰，中有他爱吃的梅菜肉、咸肉、脚蹄三大碗。这场景很“俗”，亦很美，很温暖。他填《瑞鹧鸪》赠姚秀英：“赢得相逢鬓已银，似成幻梦是非真。小桃树下迷藏戏，明镜奁旁嬉笑频。倏忽年光如箭羽，何堪风雨袭湖滨。最难消释心头事，眉月含娇方采云。”

　　吴先生讲究饮食的细节，对果物、肴馔、点心多有吟咏、考证、记载，读来可喜。嘉兴南湖菱闻名遐迩，无角如馄饨。吴先生咏曰：“珍奇果品，碧绿凉波朝露沁。天下无双，菱角他方多有芒。鲜甜粉嫩，采摘风传歌阵阵。薢茩登盘，时过中秋桂子攀。”（笔者案：“薢茩”，植物名，见《尔雅》。诸家注解不一，或曰即菱也。吴先生学问大，用此僻词。）“嘉兴粽子享盛名者仅三十余年，以五芳斋为著。豆沙则甜，鲜肉则咸。”诗曰：“非因江上赏端阳，包角堆盘菰叶香。作料当年精选择，而今调味已寻常。”除了为状元糕和汤包，他还为“鹅头颈”做诗：“花散草枝上祖坟，应时糕点正芬芳。引长弯曲形容美，可尝曾怜王右军。”

　　关于酱鸭：“嘉兴酱鸭出名，可能还在同治、光绪年间。我少时，外地人的确有人到嘉兴述及酱鸭，尤其是上海人为甚。但我家当年并不十分重视，很少以此为嘉兴名产送人。当年乌镇酱鸭与盛泽酱鸭，其名胜于嘉兴。前年我在嘉兴吃过所谓‘酱鸭’，哪里是酱鸭，实为烧鸭耳。嘉兴人一向可能喜吃酱鸭，所以讥笑只说不做事的人，叫做‘三钱买个酱鸭头，只生只嘴’。嘉兴吃鸭喜吃毛鸭，故而多在夏天。菜馆有小白菜炒毛鸭，面店有鸭面。鸟腊店有卤鸭，堪称美味。”

　　关于烧卖：“烧卖”两字很费解，“烧麦”实在即是皮子薄，馅多，如馒头、包子一类，清道光间却叫“烧麦”。《古禾杂识》王寿案云：“茶肆中又卖烧卖，捣蒜和食。剪纸书多肉烧麦，贴于招牌之右。”这“烧麦”两字，与“烧卖”两字，同样连不起来。“麦”大概皮子是用麦粉的意思，现在仍然广用“多肉烧卖”四字，以作招揽。我看应该是“多肉少卖”，可以表明这食品是肉多而皮子薄，那么“烧卖”及“烧麦”改“少麦”，比较讲得通，“多肉少麦”也合乎情理了。（笔者案：今北京市肆作“烧麦”。又，清光绪七年修刊本《嘉定县志·物产·食物类》写作“纱帽”：“以面为之，边薄底厚，实以肉馅。形圆如纱帽，故名。蒸熟即食最佳，迟则少味。”）

　　1986年吴先生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01年回嘉兴定居。

　　“棹歌案”同案的庄一拂先生（1907-2001），又是一种活法。他毕业于东亚研究院，为法学硕士。曾在民国政府的财务部门任职，抗战时期从事昆曲演唱活动。他的家境必定丰裕，胜利后弃政归田，在嘉兴南门五龙桥外，经营“南园”，颇有山石园林之趣，内有“箨山”。晚景不佳，迁居陋巷。有两妻，本为女校同学，愿共事一夫，后来均与他分居。一拂居士虽不能画，诗词乃本色当行，尤擅度曲，著有《古典戏曲存目汇编》。为“棹歌案”，他写了散曲和杂剧。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热心张罗成立鸳鸯湖诗社，为此与地方官员拉关系，颇遭老友吴藕汀和沈侗廔私下讥讽。平心而论，吟风弄月也需要经费和场地，没有官方支持，风雅的诗社根本办不起来。

　　他收嘉兴一冯姓女士为弟子，携之同游九华山，作《九华吟》，备遭物议。沈侗廔说：“一拂的《九华吟》不看也罢，里边什么‘美女’啊，‘仙娥’啊，‘弄玉’啊，‘玉京’啊……总之都是这类东西，‘意淫’而已，不怕玷污佛地。”还是吴藕汀通达：“箨山和尚的《九华吟》可谓‘艳声四布’，我却未曾拜读。佛地也曾有过‘摩登迦女’出现，何足为奇。”其实此事也可予以同情之理解：诗人暮年独居，愿得一红颜知己以慰寂寥，乃至自以为已得红颜知己。可谓禅心未作沾泥絮，亦逐春风上下狂。据网上的资料，一拂居士蜕去后，有好事者问冯女士对《九华吟》的想法。冯女士的回答很高明，四两拨千斤：“他写了后给我看，我至今也没有仔细琢磨过诗里的内容。”

　　吴藕汀、沈侗廔、庄一拂三位先生堪称“名士”。这是中国文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为名士者，姑且从魏晋算起，多半在野或由庙堂退居林下，多才多艺，复有真性情，时有瑰意琦行，因此名扬一方或者更大的范围。在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名士一脉得以绵延不绝。由晚清入民国，国情大变。教育体制效法西方。“世家”渐趋式微，其子弟更多接受的不是“家学”，不是词章书画，而是新式教育。平民百姓更少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如果说由于前朝的流风遗韵犹存，民国学校内外仍不乏“名士”，那么到1949年以后，培育“名士”的气候、土壤可谓荡然无存了。仅以传统文人的基本功做诗而言，当今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有几位能写中规中矩的律诗和绝句？遑论填词。或许也有会的，老师教的或自学的，但又有几位是像吴藕汀那样，赋诗填词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是生命力的冲动，乃至无事不诗，无物不可入诗？文学院既然如此，美术学院国画系更没有必要把做诗列入必修课。侗廔先生对国画不题诗猛烈抨击，对书法却只是一笔带过。历来，书法对诗词的依存关系比绘画更密切。当今书坛名家挥毫写的不是毛诗，便是《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或常见的宋词，几乎没有自己创作的诗词。于是书艺成为单纯的炫技，不复抒情咏怀。话说回来，他们也有诚实可爱的一面。至不济，也可以录一首相对偏僻的宋诗，如黄山谷，稍见腹笥之宽呀！

　　嘉兴，杭嘉湖地区，整个江南，乃中国古典文化积淀最深厚之地。吴、沈、庄三位都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完成其人格，然而取向不同。沈侗廔狷介、刚烈。吴藕汀虽有怒而辞职的壮举，总的说来醇厚平和，顺天机，近老庄，善于把人生诗化和艺术化。庄一拂风流自赏，朋辈说他是“登徒子”、“风流才子”。若把他放在《儒林外史》里，应是杜慎卿一流人物。嘉兴旧称嘉禾，藕汀先生喜以“禾郡”、“禾中”指称故里。三位先生组成的“名士”群体，在下颇欲以“禾郡三子”称之。三子咸归道山后，名士一脉不仅在嘉兴，恐怕在江南，甚至整个中国自此绝矣。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国文化史又翻过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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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搜《通玄记》

Sat, 19 May 2012 22:30:22 +0800

　　网搜，就是图书资讯的网络搜索，居然能够解决西夏学专家不能解决的问题。看来学问专业和江湖大众的界限，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分明。

　　高山杉

　　《西夏学》（第七辑、第八辑）

　　杜建录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一版

　　303、320页，58.00、58.00元

　　网友alin发过一个题为《网搜学》的妙帖，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进行图书资讯的网络搜索，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各大论坛上事事知晓、百问不倒的高人，每一次回帖都能达到斩钉截铁、言之凿凿的唬人效应。alin老师谦虚谨慎，把网搜学定位成“面向普通大众，易学易用，包教包会包分配，三天毕业”，将其同针对专家学者研究专业问题的“E-考据”区隔开来。但老师是明白人，焉能不知网搜学同样可以解决专业问题，唬一唬学者呢？不说破罢了。作为alin老师网搜学培训班的早期学员，我来举一个可以唬专家学者的例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西夏学》第七辑和第八辑，是第二届西夏学国际论坛专号，其中主打文章之一有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聂鸿音先生的《华严“三偈”考》（第八辑，第1-8页），内容是译注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西夏文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卷尾部分。《通玄记》是华严宗五祖宗密《注华严法界观门》的注释书，作者为北宋华严宗大德、夷门山广智大师本嵩（生卒年不详，十一世纪时人），原文当然是汉文。有关此书汉文原本的存佚情况，聂先生认为“存世佛教典籍里没有《通玄记》的汉文原本”，或“在存世文献里至今没有发现西夏人翻译所据的汉文原本，所以我们的译文实际上只是某种‘构拟’，而不敢妄言是对本嵩汉文原本的复原”。但问题是，《通玄记》的汉文原本真的没有了吗？

　　网搜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先看人人会用的百度。在百度搜索引擎敲上“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或“华严法界观通玄记”（检索词依次减一字），都能检索到北京德宝2009年秋季拍卖会曾拍出一部明版《通玄记》（分上、中、下三卷，经折装，品极佳；另参拍卖图录《宝藏》第31页）。原来《通玄记》汉文原本尚存人间啊！此书不知被谁拍去，建议聂先生追踪一下，肯定对释读西夏文译本会有决定性的帮助。

　　我们还可以在专业数据库上检索《通玄记》，比方说“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数据中心”。在该数据中心输入栏打上繁体的“通玄记”，选择“所有”，点击确定后就会检索出日本佛教学者吉田刚写的《关于本嵩〈法界观门通玄记〉——以华严复兴期的教观并修论为中心》（《禅学研究》，第80号，2001年12月，第124-140页）。你若选用“本嵩”来搜索的话，是不会找到吉田刚这篇论文的，因为他整篇文章都把“本嵩”写成“本崇”了。

　　吉田刚既然写过有关《通玄记》的论文，那么他肯定看到过《通玄记》的汉文原本。他看到的是哪个本子呢，这非得看他的论文不可。如果你身边的图书条件不佳，无法借阅收有吉田刚论文的日文杂志《禅学研究》，那也不要着急，我们继续网搜。这次不用“百度”，换一下“谷歌”。在“谷歌”搜索引擎贴上吉田刚论文的日文题目，点击确定后跳出来的第一条结果就是放在吉田刚个人网页上的这篇论文，可免费浏览。

　　据吉田刚介绍，汉文本《通玄记》在日本还有保存。比如立正大学图书馆就藏有明版单刻本的上卷和中卷，书前有宋徽宗大观己丑（1109）元照律师（1048-1116）所撰序。日本专治明代佛典版刻史的野泽佳美在其所编《立正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版佛典解题目录》（1999年3月初版）中曾将这部明版《通玄记》影印刊行。可惜我手边没有野泽的书，不知道立正大学藏本与德宝拍本是什么关系。

　　日本华严宗大本山高山寺甚至还藏有《通玄记》的宋版残本。在昭和九年到十年期间（1934-1935），佛教学者常盤大定对高山寺所藏佛典进行过一次调查，其间发现了很多宋版章疏，其中就有《通玄记》的卷中和卷下（常盤大定《支那佛教之研究》第三集，第345-346页）。吉田说，根据昭和四十年（1965）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的调查结果，自常盤调查以来的三十年间，这部宋版《通玄记》又有残缺。

　　吉田个人网页上还有一篇会议报告《来自于国师的启迪——作为西夏华严宗初祖的榆林窟第29窟真义国师像及其周边之考察》（刊于《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提要集》），其中提到西夏遗民一行国师慧觉编录、滇僧普瑞补注的《华严忏仪》卷四二中所记名列“东土正传华严祖师”最后一位的“造《观注记》者广智大师”，正是《通玄记》的作者本嵩。看来西夏所传华严宗，与本嵩一系关系密切，《通玄记》被译成西夏文，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了，经过几步网搜，已能确定《通玄记》汉文原本在中国和日本仍有流传，而且日本学者还做过调查研究。要是把这些话突然讲给聂先生听，是不是很唬人呢？

　　聂先生因未见到汉文原本《通玄记》，势必会影响到他对西夏文译本的译注。从名字上来看，《通玄记》是宗密《注华严法界观门》的注疏，而《注华严法界观门》又是华严宗初祖杜顺《华严法界观门》（简称《法界观》）的注疏，所以《通玄记》似乎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法界观》注疏的注疏。但这么说并不完全准确，因为《通玄记》不仅注释了《注华严法界观门》，随后还注释了某种《漩澓偈》的注本，而后面这一部分正是聂先生论文《华严“三偈”考》所要处理的对象。《漩澓偈》又名《漩洑颂》或《法界颂》，相传也是杜顺所作。

　　聂先生根据西夏文译本推测，《通玄记》所疏《漩澓偈》注本是目前未曾发现的一种《漩澓偈》注本，而该注所牒《漩澓偈》也是来自此前不为人知的一个《漩澓偈》异本。可惜，这恐怕都是错误的。从聂先生提供的译文来看，《通玄记》所牒《漩澓偈》注本，其实就是中唐僧人智藏（741-819；《宋高僧传》卷六有传）的《注略法界观门》。而智藏注所牒《漩澓偈》共三偈，内容与字数又恰好与西夏文译本《通玄记》所引《漩澓偈》密合。

　　智藏注现在无单行本，都是被附刻在《注华严法界观门》的后面，比如立正大学藏明《南藏》本，东大寺图书馆藏应永三年（1396）覆宋本，大谷大学等处藏庆安二年（1649）和刻本（参上引吉田刚关于《通玄记》的论文），以及更早的西夏仁宗天盛四年（1152）刘德真募刻本。西夏刻本收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聂先生作为这套丛书主编者之一，却没能取智藏《注略法界观门》与西夏文译本《通玄记》互校，可见“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智藏祖上是西印度移民，出家后先学律，后参禅于马祖道一，在禅宗谱系上属于洪州宗。他后来驻锡于会稽杭乌山，曾开讲《华严》，《注略法界观门》大概即作于此地，难怪后人会把他和《法界观》、《漩澓偈》联系在一起。传播于西夏的华严宗，带有强烈的融通禅宗的倾向，不论是智藏还是本嵩，都是这个特点。

　　从附有智藏《注略法界观门》来看，本嵩写书时所用《注华严法界观门》，内容应十分接近黑水城本。黑水城本用大字刻《法界观》和《漩澓偈》，每一句后面用小字刻《注华严法界观门》和《注略法界观门》，正文上方再用小字和连线刻科文，观（偈）、注、科三合一，极便于披览。黑水城本首页已残，但尚能看到“住持传法赐紫遵式治”九字。这位遵式正是吉田刚在《另一个遵式》（《戒幢佛学》，第二卷，2002年）中考定的北宋华严宗大德圆义禅师遵式（1042-1103）。根据吉田之说，遵式曾将科文冠于《注华严法界观门》之上刻版刊行，明《南藏》本《注华严法界观门》就是这样的版式。《南藏》本卷首题款“姑苏尧峰住持传法赐紫遵式治科”，显即黑水城本“住持传法赐紫遵式治”的全文。黑水城本应是直接或间接翻刻自遵式治定科文的本子。

　　顺便提一句，西夏故地贺兰山山嘴沟石窟2号窟出土的编号K2：114的未定名西夏文佛典科文写本残片（《山嘴沟西夏石窟》，上册，第213页；《山嘴沟西夏石窟》，下册，图版二三九），按照孙昌盛先生提供的译文研判，应该就是遵式治定的《注华严法界观门科文》的西夏文译本。这只要对看黑水城本《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上第23纸至第28纸的科文部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272-277页）就可以完全弄清楚，而孙先生的译文也可以根据科文的汉文原本加以订正。

　　扯远了，回到网搜学。百度和谷歌够俗的了吧，但居然能够解决西夏学专家不能解决的问题，看来学问专业和江湖大众的界限，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分明。听说alin老师还有一些网搜学的不传之秘，暂时不予公开，估计属于拿出来可以把陈寅恪和钱锺书唬得一愣一愣的类型，真是让人羡慕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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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休整 / 徐霞客未到之地

Sat, 19 May 2012 22:27:05 +0800

　　2011西部国情考（二）

白领天堂

平、安与姜二

　　赵一凡

　　4月5日周二：丽江休整，多云间晴，8-20摄氏度。

　　清早听见鸡叫，醒来身在丽江，感觉真好。从窗口望出去，鳞次栉比，尽是大研镇民居。依山而建的客栈之间，还有小桥流水，杨柳吐絮。我走下木楼梯，小黑狗丫丫冲出来，摇尾巴亲热。天井里姜爸浇花，姜妈做早饭。我向大家问早，又看姜爸伺弄的茶花，这边姜妈已端上小菜稀饭，而我昨天要的豆浆鸡蛋，也由姜二从街上买了来。

　　七点半，上楼找出脏衣服，让姜妈拿去洗熨。空气清新，四下寂静。二楼几个年轻游客，全都酣睡不醒。此时打开电脑，岂非良辰美景，天随人愿？借此机会，我要明确一下考察方法。或者说，我的新书将以如下原则写成：

　　一、昨晚有关“儒家知识困境”的想法不错。就是说，我的新书要采用中外两套语言，以便交错比较彼此的眼光、思维与叙事，逐渐达至钱锺书指示的目标：中西融通、古今兼顾、专业交叉。

　　二、除去中外语言，尚可借鉴费正清“两个中国”说（沿海中国vs内陆中国），此乃认识当下中国的辩证之法。为慎重起见，我拟归纳费先生五十年思想变化，作一凝练笔记，将其提升至方法论。

　　三、最后，也是最要紧的方法，看来非徐霞客“读书行路”法莫属。中国读书人足不出户、自命清高，曾为费正清百般挖苦。我辈岂能无动于衷？

　　从今日起，我要一改日记方式：先前二十天的流水账，虽能记录见闻，勾连古今，却无法应对西方汉学家，与之往来对话，批评挑剔。上路前，我已读了不少中外史书，摘要十万字。去冬在海口，我又草拟《考察路书》，书中记述山川名胜，累积资料十二万字。有了这两套资料，我想试验一种“走读交织”的新体裁。具体说，我拟每日速记行路篇两千字，杂以路书一千字，再结合研究线索，加写一千字的读书篇。此法效果如何，眼下不得而知，但要试着做起来。

　　写作至十一点，下楼散心。行至望古楼，见一小馆背靠山崖，三面临风，张着酒幡。老板娘是贵州人，向我推荐花江狗肉。于是要了啤酒小菜，一人凭窗，引箸举杯。不一时小妹端上狗肉煲，我尝一块，香辣滚烫。

　　吃完回客栈，一路尽是年轻游客。看他们恣意玩耍的样子，仿佛来到小资理想国。我给女儿打电话，建议她也来丽江玩。女儿问丽江真的好么？我说它是白领天堂，适宜上班族放松身心。接着与杨主任通话，老杨说他马上去机场，接到我的朋友后，就送她们去客栈。于是我放心午睡。

　　下午两点，小平小安将从海口飞来丽江。她俩是我在海口的朋友：小平是宣传部干部，也是一位女作家，热衷体验生活。小安曾在新疆云南做生意，其精明强干，吃苦耐劳，令许多男子自愧弗如。今日她俩从海口飞来，是与我有约在先：即4月5日在丽江会合。休整两天后，三人同走川藏线，直奔拉萨。在拉萨游览几日后，她俩飞回海口上班，而我将翻越唐古拉山，转道入新疆。

　　临行前，平安办了进藏边防证，每人购买人身保险三万元。与家人告别时，各自交代了家中事务、联络方式。我又嘱咐小平购置一套对讲机，以便在崇山峻岭中，就近呼叫救援。其他各种进藏装备，比如冲锋衣、制氧机、急救箱、强光手电、压缩饼干之类，她俩也会随身带来丽江。

　　至于途中花销，我粗估每人每天四百元（旅游团报价五百），包含吃饭、住店、加油、过路费、游览票。照二十天计算，每人预缴一万元，由小平存入农业银行，统一支出，多退少补。为何要指定农行？设想你路过山间小镇，言语不通，手忙脚乱，赫然向人出示广发卡、浦发卡，那才叫冒傻气哩！唯有农行沿途布点，延绵不绝，取用方便。

　　三点与北京家中通话，告诉老伴一切都好，莫要挂念。说来好笑，老伴本不知我有进藏计划。她见我从凯里、黄果树、百色一路南下，只当我是春季讲学。待我再从西双版纳北上，由腾冲到丽江，她才觉察出我有进藏企图。于是紧急下令：不得一人进藏！否则后果很严重！

　　我说进藏与否，要看天意，岂是凡人决定的？她听这话有理，便帮我咨询天气，发现稻城一带连续十天晴好！于是我乘机宣布：此乃天降大任，老夫不得不上路也！老伴大骇，问我可有旅伴？我说平安将从丽江飞来，随我同去拉萨。所幸平安二人她都认识，这才勉强放下心来。

　　从大理到丽江，我的感觉又是一变：此地民众开放心态，似可媲美昆明；其民族杂居、文化融合程度，也高于滇西各地。如是看来，中原文化在云南传播千年，独于大理丽江布化最久，浸润最深。不过二者也有区别如下。

　　先看大理。自初唐起，大理白人即以汉文写作，自称“白文”。唐宋五百余年间（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大理王族笃信佛教，提倡以儒治国，因有大批僧人信佛之余，苦读儒书，进而经由科举考试，得授官职。直至1253年，蒙古军灭大理国后，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才由大理移至昆明。

　　再看丽江。纳西族古属“白狼夷”。有史家称它“左仰大理鼻息，右畏吐蕃势力”。直到清末，纳西人仍称白族为大哥，藏族为二哥。不料小三机灵：大理亡国之先，纳西人望风而降，尝到甜头。朱元璋征云南，他们再度归顺。此后木家土司连绵二十二代，中原文化随之在丽江生根发芽。至1639年徐霞客抵达大研时，丽江人丁兴旺，军力强悍，俨然一座边陲文明堡垒。

　　据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考证：自明初起，历代木氏土司热衷汉文，酷爱诗词。中原文人如杨慎、徐霞客、董其昌，皆与木府交往密切。土司中尤以木泰、木公、木高、木青、木增、木靖等六人成就显著。其中与徐霞客交好的木增老爷，不但“文墨比中州”，而且深蒙朝廷赏识，官至从二品布政使。

　　木家土司附庸风雅，难免苦了老百姓。他们号称“文武双修”，却因“以军代政”，疏于民生教化。美国学者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指出：

　　木氏镇守滇北门户，其中不乏拼死效力者。例如第二十二代土司木尧，率兵追剿吴三桂叛军，逼其大将胡国柱自杀。第二十三代土司木兴及儿子木崇，亲率两千土兵，随清军出征西藏。父子俩爬冰卧雪，积劳成疾，双双病死征途。

　　五点许，我在网上查地图，由于214国道大修，中甸至得荣路况不明。听见姜二在楼下咋呼，我叫他上来帮我参酌：我要绕道得荣，因为那条线是茶马古道，也是徐霞客想走而未走成的路线。姜二赞同我的绕行方案，却说奔子栏一线大修，交通管制呢！我托他打听一下，查清路况。

　　说起茶马古道，姜二小眼发亮，来了兴致：他曾沿怒江上溯，去过维西县的丙中洛。我忙问他可曾去过独龙江？这小子居然有问必答，彩头不断。原来姜二在外打拼多年，熟悉滇西北风情，尤其是木里藏族、维西傈僳族、大小凉山彝族的生活方式。正说得高兴，杨主任来电，说平安已入住客栈，晚饭后来看我。我谢过杨主任，又与平安通话。她俩叽叽喳喳，兴奋不已。

　　晚饭后姜二去文智巷，接平安二人来翁古客栈。平安察看了我的客房，大呼漂亮。下得楼来，五人一壶茶，品茗聊天。小安见姜家兄弟饶是有趣，便问起客栈的生意经。据姜四介绍：此地做客栈的商户多达上千家，他们各自瞄准一路客源，精心揣摩，工整设计。譬如说，有人专一接待步行越野e族；有人主攻休闲白领型的度假客；还有人瞄准浪漫小资，以及那些缠绵情侣。

　　姜二补充：丽江客栈发达，巍然已成模式。有多少发达地区城镇，也派人来丽江观摩学习。但在装修风格、雇员培训、旅游攻略方面，外地人目前很难与丽江比拼。姜二的近期目标，是打造一个专业化的越野客栈，由他本人亲自领队，分批定向组团，只走特色线路。在我看来，这小子精明过人，已经盯上了国家刚发布的“大香格里拉环线旅游”。

　　平安活动自如，可我不敢大意，先命她俩好生睡一觉，明日在古镇逛街，不准攀登玉龙雪山！平安软缠硬磨，要我安排丽江周边游，我松口说，明早由姜二领路，驾车去看束河古镇。我的谨慎是否过分？当然不是。平安自海口飞丽江，一日之内海拔提升两千四百米，后天又要登上青藏高原第一台阶，即海拔三千二百八十米的中甸。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执行“限高”政策：宁慢勿快，徐徐上行。

　　早在海口时，我已嘱平安锻炼身体，增进心肺功能。我写的“高反”防治要点，也让她俩熟记于心：

　　内地人初到高原，多少会有高原反应。高反症状是：气短胸闷、微烧头痛，嘴唇和指尖发紫，嗜睡或失眠。若要避免这些症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上高原头三天，尽量避免跑动、喊叫、唱歌、体力劳动。

　　二、每餐七分饱。适应期不饮酒，多吃蔬菜水果，多喝酥油茶。

　　三、如有感冒发烧，用药两天未好转，要去医院治疗。反应严重者，如出现浮肿、肺水肿，要到医院输液，进高压氧舱。

　　四、出现高反后，服用诺迪康胶囊、葡萄糖口服液。头痛用百服宁、何济公头痛粉。胸闷气短，口服单参滴丸、速效救心丸。耳鸣嚼口香糖。

　　晚八点，我陪平安走石板路，回她俩下榻的客栈。游人摩肩接踵，彩灯沿路蜿蜒，一家家小吃店也冒起炊烟。到客栈，我进屋看一眼：客房虽小，条件舒适，于是道晚安。回到翁古，我又打开电脑，试写今日读书篇。

　　徐霞客未到之地

　　2010年6至8月，央视播出《徐霞客》专辑。这套九集纪录片，由江阴市政府发起，联合中科院、徐霞客研究会，耗时两年完成。我看了其中两集，即《涉险瘴疠》、《溯江纪源》，感觉该片制作用心，技术先进。而它拍摄的云贵风景，壮丽神奇，引人遐思，愈发增强我考察西部的决心。

　　电视片中，解说员反复叩问一个历史谜团：即徐霞客到丽江后，出于何种原因，最终裹足不前，掉头折返？看来编导与我不谋而合，都倾向于认为：由于丽江土司刻意阻挠，不肯发兵护送，再加上霞客足疾严重，最终放弃了北上中甸、前往西藏的探险计划。果真如此么？

　　众所周知，霞客早年立志走遍中国。自二十二岁起，他开始遨游江南、华中与华北。四十八岁时，母亲去世。此后五年他了无牵挂，乃由湖广西进，入云贵高原。西行途中，他先后考察了潇水、湘水、黔江，乃至滇池、洱海、金沙江。

　　终其一生，霞客走遍中国十九省，包括南北二京师。孰能料及，云南丽江竟是他涉足最远的西南边陲！据电视片叙述，霞客在滇东曲靖，苦苦寻找盘江源。到了滇西腾冲，他又深入高黎贡山区。而他最后的论著《丽江纪略》、《溯江纪源》，则是在木增土司照拂下，在鸡足山完成的。

　　丽江何以成为霞客的西行终点？明崇祯五年，徐公阅历半壁江山后，有人问他：先生之游倦乎？答：“未也，吾于皇舆所及，且未悉其涯。自此当一问阆风、昆仑诸遐方！” 阆风一名，出自屈原《离骚》，意为人间极高之仙境。昆仑，泛指青藏高原，元明两代又称“乌斯藏”。

　　不难见出，霞客本打算越过滇西北群山，沿金沙江上溯，进入高寒西藏，最终抵达金沙江的源头通天河。宋代大诗人王安石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身为有志者，霞客向来“途穷不忧，行误不悔”。进入云南后，他每日“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这般大无畏精神，竟也在丽江遭遇挫败？

　　可叹霞客之愿，未及实现。而我此番从丽江出发，将一路沿着他的梦幻路线，横贯康区，直趋拉萨。同时，我也想弄清楚他止步丽江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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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下出版物……加速旧制度的崩溃

Sat, 19 May 2012 22:24:10 +0800

　　李公明

　　随着著述的中译本不断增加，罗伯特·达恩顿的学术研究在汉语思想界的意义越来越清晰：他以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与研究为基础，把思想观念史与政治革命史研究放置在下层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中进行，自下而上地追问思想观念如何发生、如何传播，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有何种真实联系，启发人们思考“如何以地下出版物加速旧制度的崩溃”的重要问题。从学术上说，这是“新文化史”与底层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所形成的有关革命如何爆发的新的解释框架，而对于某些读者所经历过的生活来说，这种研究叙事更像是对某种精神成长史的回顾、对极权社会下精神生活潜流的探寻，以及对历史发展情景的预测。从这种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研究走向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与现实的锋利前沿，这可能不是达恩顿所曾预料的。

　　最近出版的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通过大量未曾披露的第一手档案材料，揭示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隐秘的启蒙文化世界。作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查阅了十八世纪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文件与大约五万封信件，再结合法国书商行会、警方和巴士底狱的档案材料，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十八世纪欧洲书籍的生产、流传和作用的论文。这些论文的第一部分收入《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1979年出版，三联书店，中译本，2005年12月，叶桐、顾杭译），这本《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1982年出版）收入的是第二部分。在第一部书中，达恩顿运用这批纳沙泰尔档案、信件资料，极其细致、全面和深入地描绘出围绕着《百科全书》的商业史图景：“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装箱运输，如何讨好当局，如何计取警察，如何给销售商供货，以及如何满足1769到1789年间遍及欧洲各地的读者。”在此基础上，达恩顿试图回答启蒙运动如何在社会中传播、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贤哲的思想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了何种形式、出版商及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业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把书籍的商业生产史纳入到社会思想史、政治史的总体研究之中。

　　与《启蒙运动的生意》相比，《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更为深入地探测了那个隐秘的世界，更坚定而慎重地复原了那幅从商业史到思想史、政治史的网络版图。该书的研究指出，过去被忽视的地下出版物和下层文人是传播启蒙精神、培养政治异见和唤醒不满乃至反抗意识的重要场域，格拉布街的盗版书贩、受雇佣的文人写手、来来往往于边界的走私小贩以及警察的线人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生产、传播与禁制的亚文化世界。如果说这是革命意识形态向社会渗透的重要进程的话，更应该强调这既是巨大而隐秘的商业王国网络，同时也是人性在专制社会中遭受奴役与铤而反抗的精神版图。

　　关于“地下文学”这个概念，作者认为，“地下文学在十八世纪尤其重要，因为当时存在着检查制度、警察和政府垄断的图书出版业，以便宣扬官方认可的教条。当要传播异端思想时，地下文学就大行其道”（前言）。说得非常简练而准确，从二十世纪的前苏联、东欧到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仍是如此。更令我产生共鸣的是达恩顿在阅读那些档案、信件时所产生的感觉与想象：它们是否出自巴黎的阁楼，一个年轻的作者在那里奋笔涂鸦，他的眼界悠游于文坛和一楼房东太太的威胁之间……这些文件可以带你进入一家印刷所，在那里，工人在印刷机前弯腰弓背地劳作；或者带你到柜台下，那里摆放着煽动性的书籍；或者是巡回的路线，书商沿着它们在马背上传播启蒙运动；……这些信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揭示任何东西，因为它们经常会带给你惊喜。就在你认为你的作者将要谋取一份嫁妆，他却因为一封密札而逃出了城。一箱书刚刚运到港口，却被反盗版官员擒获。你心目中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可信的人，你心目中的哲学家变成了警方的间谍……（前言）如果你曾经在一座陌生而杂乱的民居大院中拎着一包书匆匆地往外走，如果曾经因为一本书与海关死磕了两个钟头最后还是被没收而且误掉了班车，你就读懂了达恩顿。

　　在达恩顿的研究中，对人的关注与描述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分。第二章“格拉布街的密探”所研究的集文人、书商与密探于一身的布里索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真实的形象：“当布里索发现他的道路遇阻，他不得不与体制妥协。当体制监禁了他，没收了他的作品，他与警方达成谅解。当它没能使他作为一名哲学家谋生时，他成为一个雇佣小册子作者和‘苍蝇’。当大革命来临时，他投身于革命，不是作为回忆录中所写的无私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作为旧体制的失败者决定在新体制里救赎自己。”而在格拉布街，“像布里索这样的人炮制报纸和小册子、海报和漫画、歌曲、谣言及毁谤作品，所有这些将个人争吵和派系斗争转变成了关乎法兰西命运的意识形态斗争”（第71页）。第三章“逃亡中的小册子作者”所研究的勒塞纳，就是伏尔泰所描写的“可怜鬼”的典型，“他们挣扎着维持其悲惨的生活，打着落到眼前的无论什么样的零工——编选集，给杂志写稿，推销手稿，走私禁书，给警方做密探”（第106页）。这种人物我们其实也并不陌生啊。

　　在作者笔下的格拉布街，汇集着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从主流文学大家中被淘汰出局的文学无产者、半饥半饱的雇佣文人、投机的盗版书商、警方的线人、文字皮条客、性丑闻的编造者和传播者等处于最底层的“文化贱民”，而革命的真实信息就在这里萌生和发酵。作者敏锐地感觉到，“格拉布街粗陋的小册子宣传就信息和感觉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它表达了那些阁楼上的仇恨旧制度的人的激情，他们对它是痛恨交加。正是从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仇恨之中，而不是从心满意足的文化精英的完美抽象之中，极端的雅各宾派革命派发现了自己真实的声音。”（第42页）在这里，书籍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种反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气质。法国学者罗朗斯·丰丹的《欧洲商贩史》（殷亚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也谈到了类似的底层社会的亚文化传播的政治性意义：1788年，一名公务员在给巴黎警官的信中写道：“可以观察到，大街小巷里公开传唱的歌曲给乌合之众提供消遣，并把自由的观念传播给他们，最卑鄙的无赖恶棍将自己视为第三等级而不再尊敬地位比他高的人。要扼杀掉这种独立精神，没有什么比对所有这些人进行严厉审查更加行之有效的了……”（第183-184页）这让我想起在“文革”后期广州的中学生和草根社会普遍流行的“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那时候我们唱着从香港电台学来的粤语流行曲，较早地走出了狂热与盲从的意识形态牢笼。说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实情：“文革”后期最早实行“用脚投票”的那些偷渡先驱者，几乎都是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穿着“奇装异服”（那时候还不是牛仔裤）、弹着吉他、唱着港台流行曲的逃课学生、务农知青或社会青年（往往就是死活赖在城里、逃避务农者）。当年那些港台流行曲的确就像精神教科书一样，培养出反叛与逃亡的选择和意志。丰丹还认为，“在旧制度最后二十年里，小贩们用他们过耳难忘的叠句和朗朗上口的曲调公开谴责宫廷和这个体制中的不正义，为那些在巴黎和外省相信一切不会再延续既往的人们壮大了声威。”（第184页）那么，当年那些草根阶层中的港台流行歌曲的传唱者是否也有这样的政治谴责性苗头或意味呢？在我的记忆中，在不满、抱怨和觉醒与谴责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而学校与街道派出所、后来再加上父母单位的“子女教育办”等力量的联手管压，则使一切都走向反叛之途。

录入编辑：陈晓静

从涂鸦到涂屎

Sat, 19 May 2012 22:20:49 +0800

　　小宝

　　小时候，拖拖拉拉地去上学，一路走，一路会拿铅笔在沿街墙上歪歪斜斜地写下“小麻皮是我儿子”——小麻皮是一个同学的绰号，有时还要配一幅简单的写意漫画，诸如画一个圆圈，里面再点上若干黑点。长大以后才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成人世界里正酝酿着一个阴谋，他们企图以“涂鸦”（graffiti）的名义，把这种在公共建筑上的乱涂，无论是少年随兴的恶作剧还是流氓有意的小破坏都收编成艺术。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是个艺术家，只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我的作品没有达明·赫斯特卖得好；第二、我的作品已经失传。

　　其实，怪异自发多样如燎原野火般的乱写乱涂非常抗拒艺术的收编。中国第一部黑社会长篇小说《水浒》中武松血溅鸳鸯楼，连伤十五条人命，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写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广义地说，这也是涂鸦——酒楼白粉壁不是武家的私产，衣襟人血算得上新画具新颜料。哪家拍卖行敢接这样的作品，让带着钢刀的艺术家现场即兴再创作一回？

　　江湖传说黑道常常会在墙上画些古怪的符号和图案，表示这一区域是他们的领地，其他帮派不得涉足。这很像蛮荒丛林中的猛兽，在自己地盘的边界留下大便，提醒其他猛兽闻臭而止，不要轻易冒进。如果艺术团体想要现收这些黑道禁区标志，它们肯定比踩到一泡狗屎还要倒霉。

　　不过现代涂鸦艺术已经屎尿满地臭不可闻。台湾有一个肾病小子，尿中带血，呈红黄颜色，正好是漫画《钢铁侠》的基本配色。于是他就用马桶里的血尿渍勾了一幅钢铁侠的脸谱。这幅作品在高雄美术馆展出。我在电视上看过他的报道，网上也有相关图片。他说他不断精进，此刻可以用药物控制尿液的颜色，不止红黄而已。乘势最近《复仇者联盟》大热，估计他要再推美国漫画里的数位英雄英雌。电视报道中他购置了一堆马桶。

　　黄皮肤的涂鸦人还算文质彬彬。美国的公厕艺术家更简单更直接更凶猛。公厕是美国涂鸦艺术的大本营孵化器，是排泄文化的交流平台，比中国的微博更热闹喧嚣人气旺盛。据说美国大多数加油站和夜总会的公厕里，涂鸦作品都在五十种以上。公厕涂鸦人最近更新了graffiti词典，最新词汇里有turdffiti。turd是大便，turdffiti就是用大便涂鸦，中文无以名之，暂且直译为“涂屎”。涂屎分两种，一种涂屎人用的是自己的大便，另一种用的是别人的大便。根据他们的研究报告，使用（或者应该写成屎用）多人大便的作品，层次丰富，更有质感，与时尚界本季最新潮的“渐层”观念不谋而合。

　　假如你嫌涂屎的新意不足，公厕里还有更难以想象的创作。比如胶质地毯，那是随地小便的便渍多年累积而成的，盈寸之厚，一脚踩下，犹入泥沼。还有鼻屎画，那是涂鸦系列里的微雕。

　　遥想这些作品最终获奖，涂鸦学会要挑一个最脏最臭最乱的公厕做颁奖礼堂。谁愿意当颁奖嘉宾呢？一意孤行犯上作乱的Lady Gaga会不会把自己化妆成一只坐便器？一旦她从获奖人那里沾了一手鼻屎，蹭了一身大便，她也会花容失色，变成一张臭屎脸（big turd face）吧？

　　慈悲地说，把各种下三滥统统整编成艺术、娱乐、文学、科学、哲学……未必是脑子进屎。人天生脆弱，对各种陌生离奇冒犯唐突难以名状无法归类的东西会心存恐惧，十分不安。借用熟悉的概念捕猎它们，把它们归置在早已命名的各个房间，大家才能放心入睡。这些房间有的是华屋，有的是囚牢。请进华屋的优待，关进囚牢的扑杀，也不管这些客人或犯人很多其实龌龊下贱无足轻重，根本连入室住宿（哪怕是囚牢）的资格都没有。

　　涂鸦比较幸运——至少在西方比较幸运，它被请进艺术贵宾室。这如同把蟑螂选为美食食材一样荒唐。不必否认，某些涂鸦可能是美妙的艺术作品，就像某些蟑螂可能被烹调成美味料理。但是想想你家下水道里蠕动的蟑螂兵团，想想公厕里的屎尿齐飞，人类并没有那么大那么好的胃口来消化它们。

　　有很多东西，不必关心，不必研究，不必解释，不必褒贬。最好的处置之道，是把它们隔离在你的视野之外，让它们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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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雨楼书简

Sat, 19 May 2012 22:19:04 +0800

高伯雨先生书法

　　姜德明

　　最早知道高伯雨先生的名字，是三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在旧书店发现了一本他写的《听雨楼随笔》，1961年5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当即为他清新的文笔所吸引，其中丰富的史料更为我看重。

　　真是凑巧，不久我又在同一家旧书店觅得一册也是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春风庐联语》，作者署名林熙，周作人作序，后来才知道这也是高氏的作品，出版时间是1962年。

　　联语之类的书，我平时极少涉及，这一本读来却兴味盎然，以为所谈近人掌故多道人所未道，且有根有据，非道听途说者可比。特别是谈及新文学作家，如胡适、徐志摩等，这在当时更为鲜见。他的随笔也谈及鲁迅，那话题却与众不同，如讲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通关节一案入狱事，以及鲁迅住绍兴会馆时常去广和居饭馆的故实，都是当时鲁迅研究界忽视或不屑一谈的。高先生以扎实的史料理清了前者的前因后果，于后者则介绍了北京胡同里一家老店丰厚的文化背景。我深佩作者的涉猎之广和掌握资料之丰，想象他必是一位富有情趣的人，真想一读高氏的其他作品。

　　感谢香港友人黄茅兄的帮助，替我找来几本高先生的早期印本，甚至连他的自存本都送给了我，其中有读古小说的札记，也有译品。已故的上海友人吴德铎则主动介绍我与高先生通信。因此，我得以向高先生通函求教，并保存了几封听雨楼书简。今检出两件，借以纪念我们这段文字之交。

　　德明先生：

　　前几天接吴德铎先生上海来信，略说阁下非常喜欢阅读拙著，已蒐罗得七八种，仍想知道我已经出版了多少种，希望能托人找到。吴君叫我回答您。真多谢您的赏识，使我既兴奋，又快乐。二十年来我出版的书已有十三四种，其中有几种绝版已久（是《文汇报》印行的），现已无从蒐购。我自己印行的有《英使谒见乾隆记实》（译）、《乾隆慈禧坟墓被盗记实》。这两种待我向代理书商取得后，可以寄赠。尚有庄士敦作《紫禁城的黄昏》（记溥仪闭门做皇帝故事，非常精采），是春秋出版社印行的，亦已绝版，但还可以在旧书摊物色，待买到当即寄赠。《听雨楼随笔》已编好一部，收文字三十篇左右，已卖给波文书局，年底方能出版。本月十五日，香港的《信报》开始刊登拙作《听雨楼随笔》每日八百字，刊出后，当影印一些，请您指教。我写作颇忙，经常投稿的是《大成》（月刊）、《春秋》（半月刊）、《文汇报》专栏名《望海楼杂笔》（每日五百字，用温大雅笔名）、《信报月刊》（财经杂志）、《书谱》（双月刊，专刊书法文字），忙于衣食，故不能专心学问，自觉可愧。先给您写封短信，希望您常和我通信，然后建立我们的友谊。

　　祝您进步，身体健康！

　　高贞白

　　1979.2.7.

　　高先生为衣食所迫，不得不日夜赶写限定字数的文章，想来是很苦的，但亦练就了他流水般的一枝快笔，不知征服了多少喜欢读他作品的读者。不久，我便收到他认为“非常精采”的《紫禁城的黄昏》。其实我认为更加精彩的是他为本书加的注释，不仅显示出他治学的严谨，如果只看他的释文，亦如读他的随笔一样，非常有味道。

　　另有一函则是回答我问他记忆力何以那么好。那时他刚从国外探亲归来，也不嫌我无端打扰了他。

　　德明兄：

　　弟于5月18日返抵香港，28日得24日大札，敬悉（漫画一期亦在内）前函述及张次溪卒年，已妥为登记，因事忙未即作复，甚歉！次溪藏书未失，诚一可喜事，解放前二年，夏蔚如先生已七十七，年老家贫，拟将“金陵书库”藏书出售，后拿零碎出卖，三二百斤一次以易米。解放后不久，夏老入文史馆稍舒困境，然其藏书尚时时流出市面，未审得见否？承问弟之记忆力云云，说来好笑，我小时读书甚鲁钝，最怕背书，但迫于老师，不得不死记，故四书诗经左传，至今尚熟，易、尚书则片记不记了。平生拙于韵语，故诗词一道，不敢碰一碰，但又喜欢诵读，且多成诵，尤其近人有关掌故的诗，只要读一两遍就能背出。此种记忆力并非训练出来，亦不知从何处学得。又如近百年大事，弟亦可以从头细说，尤其是民国元年以后的，连日月也不差。如写回忆录，可不必检查日记也。弟自1923年记日记至今近五十余年，中间只有一年无记，又有二年失去，然自1932年后至今不失，完整无缺，我尝自嘲，越缦堂、湘绮楼无此丰富，但内容则万不敢比前贤矣。书此博足下一粲。草草敬复

　　即候

　　起居！

　　弟贞白

　　1979.6.3.

　　复信中谈他的记忆力等殊为自负，亦富童心。一纸短简，实为一篇隽永的掌故小品。北京是他青年时代的旧游之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度来访。此刻他一心要再访燕城，不想1992年竟病逝香江，我们终于缘悭一面。有幸的是如今他的《听雨楼随笔》在内地早已出版，很多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我期待着有更多他的作品能在内地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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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厦门》的纸型

Sat, 19 May 2012 22:16:48 +0800

　　谢其章

　　董桥《〈青玉案〉散记》开头写道：“知道纸型见过纸型的人不多了。纸型是印刷用的浇铸铅版模型，用多层特制纸张沾湿了覆在活字版上压出版上的文字。”读了这段话，没见到实物，你还是对“纸型”具体是个什么东西不甚了然。董桥接着引了巴金和阿英各一段关于纸型的话。实际上还有别的人提到过纸型，但是他们都以为“纸型”跟“印刷”一样是很普通的词，无须解释，大家都知道似的，其实大家都不够清楚。董桥接着说明：“一部书一版一版的铅字字粒重得很，搬来搬去不方便，不小心碰散了要重新排字重新校对，压成纸型轻便得多，注入新铅重印最省事。”

　　我写过《巴金带着〈文丛〉纸型撤退到桂林出版》，一直对纸型有好奇心。巴金那段关于纸型的话是在《文丛》第四期（1938年12月20日）上说的：“本期《文丛》付印时，编者（靳以）已走上‘入川’的旅途了。大部分的稿子还是他在寂寞的旅中整理好寄来的。我不忍辜负编者的热心，答应尽力使这期刊物早日和读者见面。我以为在十月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看见它摆在广州市内的书店里。可是稿子还没有全部排好，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几次跑去印局催促，回来连夜阅改校样，结果也只是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得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早已越过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的夜间我们就仓皇地离开了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了本期《文丛》的纸型，我就带出这一副纸型！二十一期的《烽火》虽已全部排竣，可是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被毁在二十一日的广州市的大火中了。我带着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居然没有把它遗失或损坏，这倒是我料想不到的。现在能够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册，散布出去，在我也算是了却一个责任。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这本薄薄的刊物的印出，虽然对于抗战的伟业并无何种贡献，但它也可以作为对于敌人的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桂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式机关单位猛烈处理旧物当废品论斤卖，以前这种废品是流散不到社会上来的，可是收藏勃兴，情况就不同了，你眼中的废物在别人眼中就是宝贝疙瘩。我终于得到了一副纸型，真要感谢“变废为宝”的大背景。情况是这样的，“布衣书局”老板从某出版社买回一大堆的纸型，很多很多。我又不专门收藏纸型，所以就挑了最小的一包，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两百元），书也是我所喜欢的《鲁迅在厦门》。

　　纸型是个什么东西，我手里有了实物我知道了，可是怎么使纸型印成书，我还是不知道，要想彻底知道非得去印刷厂看，而现在还有没有用纸型来印书的工厂？恐怕是没有了。电脑排版时代，“纸型”已然成为历史名词。

　　《鲁迅在厦门》纸型到手，我做了几件事，先是称了一下重量，是八百克，确实很轻。书是作家出版社1954年10月出版，纸型由牛皮纸包着，上面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纸型签”，写明是《鲁迅在厦门》的纸型，存有二副。我买到的是第一副。纸包里面还有个作家出版社“纸型保管登记卡”，也说明这是“第一副”。还有一个项目：“正文76”“目次1”，这是说明该书是七十六页，目录是一页。另有一项登记“共20张”，这是说明应有二十张纸型，我数了一下，是二十张，目录占一张，正文十九张。卡片的登记日期是“1954年10月12日”。登记卡的下面有一段话：“此卡包在纸型内，付印时取出，当纸型退回时应检点登记，然后再将此卡包入存藏，若纸型寄递外埠，此卡应注明何年何月何日转什么地方，并把此卡保存以备检查。”“若纸型寄递外埠”这句可以说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物版权页上常见的“原沪型”、“原古典文学（出版社）型”是怎么回事了。阿英所说“后来创造社被封，这部书的纸型，便移到了泰东书局”也是这个意思。阿英书话里常有“今已绝版”的话，我现在才明白，近现代出版物意义上的“绝版”，即纸型的“遗失或损坏”，而木版书的“绝版”，则好理解得多。

　　另一件事，我想到还要把原书《鲁迅在厦门》找来与纸型比对比对。这书我应该是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出关于鲁迅的书册是我搜书的一个小专题，但是无论怎样都没找到，只好又去网络上买一本。作者陈梦韶，鲁迅在厦门大学时，他是该校四年级学生。鲁迅曾为陈的剧本《绛洞花主》做小引，小引里鲁迅写下了一段很有名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鲁迅在厦门住了一百多天（1926年9月14日——1927年1月16日），秋来冬去。鲁迅说：“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这是一幅现代城市人向往的风景，鲁迅在厦门却过得不很愉快——“我在这里不大高兴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物，令我觉得无聊。他们倘肯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寻上门来，给我小刺戟。”（1926年10月15日致许广平）鲁迅讨厌这里的某些人，顾颉刚便是其中的特出者。鲁迅不但给顾起了个绰号“红鼻”，后来仍念念不忘时不时地尖刻顾几句：“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实为之’哉。”（1927年8月2日，鲁迅致江绍原）“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1927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谦）等等，很多。

　　鲁迅之赴厦门，是因了林语堂的推荐。林语堂在鲁迅去世一年后写道：“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鲁迅之死》）我一直认为林语堂这篇悼文情真意切，很受感动。

　　全国各地，西北我到过青海，东北我到过沈阳，西南我到过重庆，惟独东南有缺，厦门我没去过，有机会应该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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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莲”还是“吞枣”

Sat, 19 May 2012 22:05:28 +0800

衔着烟斗的毛姆

　　陆谷孙

　　安迪公子真能缠人。时值溽暑，正想“逸游自恣”几日，他那边又是短信，又是快递，非要我译篇毛姆不可。余姚话说“像前世欠伊个”一样，拗不过他，只好上电脑。而我这个人的毛病在于，单打一犹可，若头绪纷繁，心理压力必定陡增（玩电脑也是这样，这边下载如要十分钟，宁可枯等，不像学生那么善于multi-tasking, 鼠标乱窜的同时，在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阵击打，早就把几件事情一举完成）。所以对我来说，事情要么不做，做了就追求个“快”字，最好一蹴而就，早早脱手，转骛其他。约稿的公子可以证明，这上万字的短篇，不数日即译出。我这么说，非为自炫，而是立此存照，给自己一个参照系，看看效率这东西如何衰减，会不会像这篇故事里威尔逊购买的保险年金，受到期限的制约，过了一定的年龄，总有一天，变成枯木朽株，任你安迪公子十二道金牌催逼，就再也榨不出多少汁水来了。

　　就文题“The Lotus Eater”的翻译说几句：

　　香港的董桥兄在一篇文章中，从早年曾虚白、周作人对lotus eater的讨论说起，典引丹尼生的诗和大英百科的释文，认为《食莲人》是“漂亮” 的 “求诗意”的译法。盖lotus一词多义，遍查牛津、韦氏、大英、维基等纸质和电子资源后，总括起来，大概能指三“莲”一“枣”。三“莲”者，“亚洲莲”、“埃及睡莲”、“佛座莲”也，显然都与文本用意不合，剩余的唯有一“枣”，即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随从，在北非某岛被岛民怂恿而误食的所谓忘忧花果。这种果子具有“莲”所没有的致幻和致瘾效应，看维基提供的照片当属枣类无疑。有鉴于此，“食莲”虽美，是否信译，似成问题了，而判断译文良窳，区区素以一“真”二“美”（如果“美”得起来的话）为准。复从拉丁学名返查到1963年中国科学院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拉汉植物名称》（试用本），这才找到《英汉大词典》采用的“落拓枣”之名。至此，究竟是“食莲”还是“吞枣”，基本上有了答案。根据上述求证，不取“食莲人”，改译“吞枣人”，另加脚注？如是，不但“诗意”荡然无存，叠床架屋，递相模敩，不足为训。为防谬计，鄙意文题翻译用词中既不出“莲”，也不出“枣”，避实就虚为好，好在原文中主人公入魔也没写到吃了什么。

　　避实就虚，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原因是神话里的lotus eaters一族“花头经”实在太多。吃下何种花果之后会陶陶然酣睡一场，然后“此间乐，不思蜀”，非要奥德修斯绑着他们回去不可。知足忘忧，终日倦慵，耽于逸乐，摒弃劳作——要把这些特点归纳到一个词，殊非易事。根据毛姆故事主人公威尔逊的个性特征，我曾想译作“散淡人”，但马上自我否定了，因为“能指”和“所指”俱狭于英文原文，又怕读者跟诸葛孔明和卧龙岗发生联想；接着想到“幽遐人”，一查《汉语大词典》，说是“幽遐”二字一般只用以修饰地点，只好放弃；继而想到四字成语“逸游自恣”，用来描摹主人公好像还算贴切，却又太酸；搔头半天，又试用过“着魔人”，怕有人回译过去，成了英文里的the possessed，导致毛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撞车；译“入魔人”吧，生生把“走火入魔”四字拆开，于心不忍；还想到过“忘川中人”，那是paraphrase，而非翻译，更何况尽管两者都源出希腊神话，意象已由lotus偷换作通往地狱的Lethe, 诚属张冠李戴。最后决定半实半虚，于是有了现在这个差强人意的文题译法：“吞食魔果的人。”“莲”啊，“枣”啊，全避开了。以上文字也算是给董桥兄一个解释，兼及自辩，只是写了一大通，仍难自恝。董兄精通中西，当代超迈高士，商榷云云，我不敢也。

　　“工作的目的乃是赢得闲暇”，安迪公子识人深眇，知道我这人老是把“Not working is the real work for me”（不工作才是真正受罪）挂在嘴上，或许这才派我翻译此文，给我洗洗脑子——人家以最后六年为代价，也要换得前二十五年的carpe diem, 人生深厉浅揭的真谛即在于此。毛姆这个短篇，文字清通易译，但翻译时总觉得这位高寿老人由远及近，娓娓道来，有点啰嗦，行文的进展速度犹如卡普里悠闲生活的节奏，特别是跟当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现代派作家一比，尤觉他有曲写毫芥的毛病。如酒店老板娘与三位食客完全无涉，也要来上一段“天后赫拉”“水汪汪的眼睛”之类冗笔。对话本是小说诸多元素中的一种，这儿却多少成了叙事主体（是否与作家本人生活中出语艾艾口吃有关？）；而身在卡普里这样的风景胜地，大有象征意象可以挖掘利用，可是每逢写景段落，莫不一语带过，惟有故事最后主人公“死于月皎时分嵯峨之美”一句耐得咀嚼。我本人倒宁可读他的阿申敦间谍短篇。不好，一时笔滑，闯进文本评论的领域来了，赶快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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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里之恋

Sat, 19 May 2012 22:01:48 +0800

　　董桥

　　南京译林出版社要出毛姆短篇小说集，上海陆灏组织翻译，请了陆谷孙先生迻译“The Lotus Eater”。陆先生译毕写了一篇译后记，嘱咐陆灏传真给我一阅。毛姆这个短篇的题目害苦中国几代读书人难进难退，陆谷孙译后记里说：“香港的董桥兄在一篇文章中，从早年曾虚白、周作人对lotus eater的讨论说起，典引丹尼生的诗和大英百科的释文，认为《食莲人》是‘漂亮’的‘求诗意’译法。”我没有写过专文论lotus eater，只在小品《湾仔从前有个爱莲榭》里漫笔写了一下毛姆这个短篇。我说周作人音译希腊文lotos为“落拓”，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 “lotus eater”条于是译作“食落拓枣的人”。求诗意，我说“食莲人”确实比“食落拓枣的人”漂亮，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译作“食莲者”，李黎有一篇文章好像就叫《吃莲花的人》。

　　陆先生的译后记里归纳lotus一词的多义，说是查牛津、韦氏、大英、维基等纸质和电子资源，大致可以总结为三“莲”一“枣”：亚洲莲、埃及睡莲、佛座莲，那都与毛姆用意不合，剩下来的只数一枣了，那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随从在北非受岛民怂恿误食的忘忧花果，足以致幻，也会致瘾：“‘食莲’是否信译，似成问题了”，陆先生于是想到译作“吞枣人”再另加脚注，可惜“诗意”尽失而又“叠床架屋”，不好；他最后决定文题翻译用词中既弃用“莲”字也弃用“枣”字，“避实就虚为好”，索性译为“吞食魔果的人”！陆谷孙不愧是辞书编纂家，是翻译家，细心推敲过的一字一词稳固如山，清澈如水，问字学辞的人都可放心延纳。欣幸之余，我这个偏心音缀的老派人毕竟奢望陆先生的文题翻译能再减少两三个音节，那样，中文题目跟英文原题lotus eater 会呼应得再亲近些。

　　翻译从来艰难。毛姆笔下雅驯的英文迻译中文尤其费神。陆先生说时值溽暑，原想轻轻松松过几天，没想到陆灏这位公子真能缠人，又是短信又是快递非要他翻译一篇毛姆小说不可，余姚话说“像前世欠伊个”似的拗不过他，只好上计算机开工。陆先生性子急，答应做的事总想快快做完，上万字一篇“The Lotus Eater”他花三天时间译毕，真可怜。这样苦的差事我早岁做过好几年，现在老了回想起来都难受。翻译名家汤新楣先生一辈子做翻译，他晚年跟我说，年纪轻轻，识浅心粗，拿起原文瞄一句译一句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交了卷仿佛没自己的事了；岁数一大，英文中文玩味深了，心中老惦记着深山里老虎多，手握着译笔那才叫一字一惊心：“还有宋淇那样的译林高手中学西学兼备，长年靠在软椅上细细掂量译稿里的旮旮旯旯，译者不冒冷汗才怪！”汤先生说他从此越发敬佩夏济安那样的中英文名家，英美散文大师笔下再硬的坚果他都轧得碎。还有思果先生，八九十岁还在译狄更斯的砖头小说，那是凡人干的圣人功业。乔志高先生更不用说，英文造诣比谁都深厚，简直母语，晚年译费兹杰罗是吃饭喝水稀松平常的闲事，可敬的是那份毅力，那份干劲。姚克先生也了不起，英文通透，中文高洁，翻译剧作，当代译手都望不见他的项背。傅雷先生，梁实秋先生，朱生豪先生，他们更是译坛巨人，今后还会有好几代人坐在他们手种的大树下乘凉。我好奇，很想知道这几位名家会怎么译毛姆的lotus eater。直译“食莲人”或是照古意译“忘忧果”，脚注怕是省不掉了。毛姆宁用lotus不用lotos，老先生或许也在求通俗，求诗意，汤新楣可能不避直译“食莲”，情愿文尾多附几句小字注文。夏济安、梁实秋古文根基深，维基刊登的照片陆先生肯定是枣类无疑，那么，夏、梁两位名家也许会沿用陆先生的“魔”字把小说题目译为“魔枣瘾”再加小注。我记得海明威的A Farewell to Arms中文译名宋淇和汤新楣和乔志高都偏爱《战地春梦》，宋先生说《告别武器》甚至《永别了，武器》硬邦邦，谁买，谁看：“英文不同，arms毕竟带着怀抱之联想，比武器温润多了！”汤先生当年译的这部《战地春梦》我有幸负责编校，逐句对读，逐字推敲，比上一个学年的翻译课管用。海明威英文简洁里荡着淡淡的诗意，汤先生的中译亦步亦趋，浅白里竟也浮现动人的韵味。有一回，我应邀到学堂里讲一堂翻译心得，一位漂亮女生问我直译与意译怎么取舍，我说懂行的译者从来不计较要直译还是意译：“译得对，译得好，那才是本分。”夏济安译霍桑《古屋杂忆》里头写的那间Saint's Chamber 夏先生信手译为“慕圣斋”，那是直译，也是意译，更是精译！女生一脸迷惘，远看加倍漂亮。

　　陆谷孙说毛姆这个短篇文字清通易译，可惜娓娓道来之际嫌他有点啰嗦，跟故事毫无关涉的饭店老板娘也要来一段“天后赫拉”“水汪汪的眼睛”那样的冗笔。读毛姆我倒偏爱读他这些冗笔，仿佛老年人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话，徐訏先生说那是会讲故事的人加盐加醋的本事。那个老板娘Donna Lucia三十年前的艳丽韵味毛姆说是惹过许多画家替她画肖像，如今人到中年，一身富泰，昔日的姿色倒还依稀认出些丽影，连说话低沉甜柔的声音都在。原文这七行淡描陆先生说了我找来再读，确然旖旎：陆谷孙到底是大学教授，淡淡一丝女人香闻了都不自在！译后记里还说卡普里这样的旅游胜地大有象征意象可以挖掘，小说里写景文字偏偏少得可怜。我记得毛姆还有一个短篇“Mayhew”也写卡普里，写景也写得不多，我几年前第一次从Positano坐船去卡普里竟然想起写景的那三行文字：“Capri is a gaunt rock of austere outline, bathed in a deep blue sea; but its vineyards, green and smiling, give it a soft and easy grace. It is friendly, remote, and debonair.”人老了偏爱古旧的人与事，毛姆短篇小说集1951年出版的一套三册我从南洋带到台湾带到英伦，临走送给 Leonora留个泛黄的念想。如今床头那套四册版本是1976年Pan Books Ltd出版的平装本，每本四百多页厚，越老越读越亲切，都快成了我生命中的魔果、魔枣、魔莲了，十足卡普里那座小岛，天老了地荒了还那么销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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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生平和作品

Sat, 19 May 2012 21:57:15 +0800

　　盛韵

　　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在《诗人传》中说过，一个作家的生平和作品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毛姆的《巨匠与杰作》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最近，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用八百页的皇皇巨著《小说家生平：在两百九十四位小说家生平中的小说史》（Lives of the Novelists: A History of Fiction in 294 Lives）再度提出了相反意见。萨瑟兰说：“我相信文学的人生和作品是不可分割，并互相启发的。”他没有探究为何约翰生博士完全不屑于提及小说家，可能因为小说在当时尚属新兴文体，不值得严肃对待；当然约翰生博士对于自己热衷于床笫间“羽毛和手铐”之类的生平八卦被曝光肯定不会高兴。在写到伊安·麦克尤恩那一条时，萨瑟兰忍不住承认：“从锁眼中窥探小说家生平的冲动，有时候是无法抵抗的，无论你自己多么痛恨这种行为。”许多小说家早年的创伤刺激了创作想象力。萨瑟兰同意艾德蒙·威尔逊研究狄更斯的著作《伤口与弓》中的说法，“超常的力量与无能和各种失败是无法分开的。”狄更斯因为十二岁就被送去工厂，所以熟知童工的辛酸。霍桑可能与姐妹乱伦，之后写了《红字》。伯吉斯在被医生告知有脑瘤后，“大难临头”般开始创作系列小说，其中包括《发条橙》，最后发现是误诊，虚惊一场。萨瑟兰的《小说家生平》中，意外占了很大比重。保罗·奥斯特的童年伙伴在一次野营中被闪电击中而死，使得“世界脆弱而无常”成为他常用的主题。纳博科夫的少年时代被俄国革命破坏，《洛丽塔》中亨伯特的母亲死于“野餐，闪电”。萨瑟兰认为美国人特别能接受创伤说，所以小说也特别发达。在两百九十四位小说家的生平中，萨瑟兰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给予篇幅，也不吝于表达自己的主观判断。有缺憾遗漏是无可避免的，八卦多汁是必然的。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在历史小说《狼厅》大热之后，又推出了续篇《带上尸体》（Bring Up the Bodies），也是计划中“克伦威尔三部曲”中的最新一部。新书写到亨利八世已经厌倦了安·博林，又看上了宫里的侍女珍·西摩。托马斯·克伦威尔依然是国王的首席顾问。从历史上看，克伦威尔被认为是危险而不择手段的强权者，而在曼特尔的小说中，他要比外界传闻复杂得多。曼特尔说：“对我而言，他还是个未成品。我远远未能把握他的整个世界，也从未想过做此尝试。”很多人觉得曼特尔在《狼厅》中描述了克伦威尔的崛起，可能会在这本书中描写他的失势。曼特尔说：“事实上克伦威尔的上升期很长，一直到他成为埃塞克斯伯爵。他的失势非常突然，1540年的短短几周内就一切都完了。”克伦威尔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出身寒微却位高权重，在宫廷中受到整个贵族阶层的敌视。但他的故事最吸引人之处也在于此，读者很乐意读到他如何慢慢成为国王的心腹，爬到权力的顶峰。他唯一的朋友是国王，当国王不再支持他，悲剧在所难免。不过这一段故事看来曼特尔是要留给第三部小说了。此外，亨利八世对西摩的好感也令当时人很困惑，西摩侍奉过两任王后，国王早就认识她，并不是一见钟情。对此曼特尔表示：“可能因为西摩正好是安·博林的反面，博林性感强悍，西摩沉默软弱……在西摩身上，亨利八世看到的自己被大大放大了。”

　　今年是“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百年诞辰，他曾在1936年预言：“人类可能发明出一台机器，能够计算任何可计算的序列。”乔治·戴森（George Dyson）在十年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图灵的大教堂：数字宇宙的起源》（Turing's Cathedral：The Origins of the Digital Universe），聚焦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几位男女，他们在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的领导下制造出了实现图灵预想的计算机。尽管这不是严格意义上世界诞生的第一台电脑，但其学院背景使得电脑工业化成为可能。在这台内存小得可怜的机器上，他们前所未有地做到了天气预测、原子武器设计，在闲暇时间里还解决了从病毒变化到星球演化等各种问题。戴森的叙述为读者展现了二战后电子宇宙如何爆发的全景。在此基础上，人们破解了生物学上自主复制的序列，也造出了氢弹。人类历史上最具建设性的和最具毁灭性的发明出现于同一时间，并不是偶然的。代码如何占领了世界？戴森追溯了图灵的一维模型，纽曼的二维执行，再到如今的三维数字宇宙，及其未来的发展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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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4月排行榜（20120520）

Sat, 19 May 2012 21:54:48 +0800

　　虚构类

　　1. 光明与磊落韩寒湖南文艺出版社 10.00元

　　2.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九把刀现代出版社 28.00元

　　3.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南海出版公司 39.50元

　　4. 阳谋高手黄晓阳光明日报出版社 38.00元

　　5. 小时代3.0刺金时代郭敬明长江文艺出版社 32.80元

　　6. 遇见未知的自己张德芬华夏出版社 29.00元

　　7. 南音（上）笛安长江文艺出版社 24.80元

　　8. 长津湖王筠湖南文艺出版社 38.00元

　　9. 南音（下）笛安长江文艺出版社 24.80元

　　10.盗墓笔记（8）（下）南派三叔上海文化出版社 32.80元

　　11.狼图腾姜戎长江文艺出版社 32.00元

　　12.盗墓笔记（8）（上）南派三叔上海文化出版社 32.80元

　　13.幻城郭敬明长江文艺出版社 23.00元

　　14.后宫·如懿传流潋紫中国华侨出版社 32.80元

　　15.夏至未至郭敬明长江文艺出版社 26.80元

　　16.晚秋金泰勇，李林裔朝华出版社 28.00元

　　17.围城钱锺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00元

　　18.临界·爵迹（II）郭敬明长江文艺出版社 22.80元

　　19.别相信任何人 S. J. 沃森中信出版社 29.00元

　　20.临界·爵迹（I）郭敬明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0元

　　21.爱你是最好的时光II 匪我思存新世界出版社 28.00元

　　22.酒局陈亚辉湖南文艺出版社 35.00元

　　23.达·芬奇密码丹·布朗人民文学出版社 26.00元

　　24.鬼吹灯之抚仙毒蛊天下霸唱金城出版社 35.80元

　　25.小时代1.0折纸时代郭敬明长江文艺出版社 29.80元

　　26.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5.00元

　　27.小时代2.0虚铜时代郭敬明长江文艺出版社 26.80元

　　28.阿狸·梦之城堡徐瀚时代文艺出版社 39.90元

　　29.花冠病毒毕淑敏湖南文艺出版社 35.00元

　　30.阿狸·永远站徐瀚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35.80元

　　●新鲜入榜七本，返榜图书一本

　　2011年底由微博上掀起的“方韩大战”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与讨论，至今仍未风平浪静。韩寒在2012年初发表博文《〈光明与磊落〉，我的手稿集》，对外公布了《三重门》的手稿照片，并宣布将其出版成书以自证清白。除了这一话题自身就在读者中有着极高的关注度以外，全书700多页仅10元的定价也成为了广大读者购买的最大吸引力。不过，从经济效益来看，不论是韩寒本人，还是出版方或发行方，都几乎不可能凭借这本如此低定价的图书获利，“卖，还是不卖？”成了许多书店面临的难题，因此也就出现了市场中花样繁多的营销方式：限量销售、捆绑销售、溢价销售等等，对于书店而言，此书而带来的兴旺人气和连带销售，才是经营者真正关注的。

　　排名第8位的《长津湖》也是本月首次上榜的新书，是近来鲜少入榜的战争类小说。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是朝鲜战争中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作者出身军旅，凭借自身二十年研究朝鲜战争的积累和对长津湖战役幸存将士的采访，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之间这场惊天动地艰苦卓绝的战争。

　　时隔五年，韩国作品再度入榜

　　本月新上榜排名第16位的《晚秋》是一部来自韩国的作品，实际上，自2007年5月《致我的男友（2）》以来，开卷月度虚构类榜单中已经有五年没有出现韩国作品的身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原创力量的崛起，盗墓小说、职场小说等纷纷占领榜单，另一方面读者对于情节套路非常相似的韩国小说，特别是青春小说也产生了阅读疲惫。本次入榜的《晚秋》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讲述了陌生男女在异国他乡中短暂的相遇相识到相爱的故事，小说的作者同时还是电影的编剧与导演，可以说此次入榜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同名电影的热映及片中男女主角的巨大市场号召力。

　　非虚构类

　　1. 史蒂夫·乔布斯传沃尔特·艾萨克森中信出版社 68.00元

　　2.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尹建莉作家出版社 28.00元

　　3. 青春韩寒湖南人民出版社 29.00元

　　4. 于丹趣品人生于丹中信出版社 29.80元

　　5. 郁闷的中国人梁晓声光明日报出版社 38.00元

　　6. 大故宫（第1部）阎崇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32.80元

　　7. 随遇而安孟非浙江文艺出版社 32.80元

　　8. 很老很老的老偏方：小病一扫光朱晓平江苏凤凰出版社 28.00元

　　9. 林徽因传：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白落梅中国华侨出版社 28.00元

　　10.妊娠分娩育儿纪向虹，戚红青岛出版社 35.00元

　　11.飞蛾特快郭敬明长江文艺出版社 36.00元

　　12.一问一世界杨澜江苏人民出版社 32.00元

　　13.货币战争4：战国时代宋鸿兵长江文艺出版社 39.90元

　　14.很老很老的老偏方：女人烦恼一扫光朱晓平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9.90元

　　15.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奥格·曼狄诺世界知识出版社 16.80元

　　16.幸福了吗白岩松长江文艺出版社 29.00元

　　17.海底捞你学不会黄铁鹰中信出版社 39.00元

　　18.理想丰满冯仑文化艺术出版社 45.00元

　　19.秘密朗达·拜恩中国城市出版社 32.00元

　　20.朱镕基讲话实录（第2卷）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 49.00元

　　21.朱镕基讲话实录（第1卷）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 49.00元

　　22.朱镕基讲话实录（第4卷）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 49.00元

　　23.苦难辉煌金一南华艺出版社 46.00元

　　24.重遇未知的自己张德芬湖南文艺出版社 32.00元

　　25.朱镕基讲话实录（第3卷）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 49.00元

　　26.目送龙应台三联书店 39.00元

　　27.忠诚与背叛何建明，厉华重庆出版社 42.00元

　　28.文化苦旅余秋雨东方出版中心 22.00元

　　29.中国震撼张维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30.00元

　　30.货币战争（升级版）宋鸿兵中信出版社 39.00元

　　●首次上榜书一本，返榜书四本

　　由郭敬明团队推出的《飞蛾特快》作为一本明信卡片集，似乎要将读者重新带回令人怀念的明信片时代——那个需要通过笔触和邮递来表达内心情感的纯真时代。《飞蛾特快》以季节为时间轴，以情感主题做刻度，将高端华美的设计感与浓厚的人文气息相结合，制成了一整套凝聚丰富情意的图文集。这本书同时可作为逢时应节向亲朋好友传递问候的祝福贺卡，可谓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具。对于郭敬明团队的粉丝群，这一可供欣赏收藏的优质图文集还是颇具吸引力的。

　　《林徽因传：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已连续三个月在榜，并且排名大幅前进至第9。在两到三个月的销售积累后，此书的畅销力量进一步爆发，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认同此书。

　　此外，《苦难辉煌》、《目送》和《文化苦旅》等文化名人的三部散杂文作品，以及经管领域的畅销作品《货币战争（升级版）》均于本期返榜，不过排名都在20名之后。这几部作品的上市时间相对较早，但仍活跃在读者的视线，它们自上市以来都已连续多次在非虚构排行榜中出现，而高品质的内容正是这类作品由畅销转为常销的法宝。

　　注：本排行榜数据来自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该系统涵盖了全国绝大多数大中型书店，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代表性、完整性和中立性。

录入编辑：陈晓静

陈寅恪对柏拉图有误解吗？

Sat, 19 May 2012 21:52:19 +0800

　　《上海书评》4月15日刊出汪荣祖先生所撰《陈寅恪有朴素的辩证法吗？》一文，指陈先生“对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实有些误解”，“亦未娴柏拉图之‘辩证法’”。这些批评的关键是eidos在柏拉图那里究竟何意？若汪氏在文中对此术语的解释为确，则他对陈先生的批评庶几可以成立。反之，上述批评语则恰好可用于批评批评者自身。鉴于eidos在柏拉图哲学中意义几为西方哲学史上的常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一二，以正视听，亦为陈先生辩。

　　汪荣祖教授批评陈寅恪先生“对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实有些误解”和“未娴柏拉图之‘辩证法’”的理由是，陈先生不该把柏拉图的eidos理解为“抽象理想的最高之境”。按照汪教授自己的解释，eidos是“形象”(image)、“表象”（appearance）、“副本”（insubstantial forms）或“幻想”之意，并非真实之“理念”或“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汪教授的这个理解只能说是说出了eidos这个希腊词的部分意义，但却不是作为柏拉图哲学的重要术语的eidos的意思。根据2009年出版的由Nicholas Bunnin和余纪元主编的《布莱克维尔西方哲学辞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alden,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在希腊文中，eideo 意思是‘看’，被看到东西是一个eidos（柏拉图的形式），即经验中许多实体或有规则事物的共同特性。对于柏拉图来说，eidos是灵魂之眼看到的东西，等于本质。”（第201页）这个解释虽然并未将柏拉图的eidos概念的复杂含义完全阐明，但至少可以否定汪教授对eidos的解释。实际上这是一般对柏拉图的eidos最普通的解释。例如，Simon Blackburn主编的《牛津哲学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对eidos的解释也是“柏拉图用来指抽象形式或理念的术语”（第115页）。可见，汪教授对eidos的理解并不符合它在柏拉图哲学的意思，汪教授自己怕倒是真的对柏拉图的这个术语“实有些误解”，“未娴”柏拉图之哲学。

　　至于陈寅恪先生对柏拉图eidos概念的理解，相比汪教授的理解要高明得太多。在柏拉图之前，eidos已经被广泛使用。在荷马那里，它的确是指所见到的东西，尤指身体的外表和形态。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如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到了希罗多德的时代，eidos及其同源词idea逐渐被抽象化，指事物的“特性”或“类型”。渐渐地它成了专指事物形式的专门术语，这种形式并不必然与它的外部现象相联系，却有某种内在的可知性。柏拉图正是主要在eidos这种内在的精神性上使用这个术语的。他在谈到巨人与诸神关于实在的本质的争论时说，诸神是“eide的朋友”（《智者篇》248a），他们相信超感性的实在。

　　柏拉图理念论产生的背景是要继续乃师苏格拉底的遗志，对付智者派的相对主义。我们在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总是追问事物的普遍概念和定义，如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等等。但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指出的，苏格拉底并没有把普遍定义看作是分离的东西（《形而上学》1078b），而柏拉图则不然。在他那里，eide（eidos的复数形式）是与具体事物分离存在的。Eidos是超感性的实在，是知识的原因，是一切哲学推理的条件。它们并不存在于世间，而存在于天外（uperouranios topos），灵魂在降生前已经在那里见过它们（《斐德罗篇》247c起），因此可以回忆起它们（《美诺篇》80d-85b，《斐多篇》72c-77d）。

　　世间一切事物都有其理念（eidos），理念是一切事物的原型，世间事物只是因为分有其理念而存在，在此意义上，事物只是理念的摹本。与理念相比，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够完善的，即便是引起特洛伊战争的海伦，与美的理念相比，还是不够美。因为她不可能任何地方都美，而美的理念作为美的本质（规定美之为美者）却是绝对的完美。但这决不等于说，在柏拉图那里，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而分有理念的具体事物是虚幻不实的。对此英国著名学者，曾任英国学术院院长、牛津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安东尼·肯尼爵士（Sir Anthony Kenny）在其所著《牛津西方哲学史》中有很好的说明：“柏拉图经常说，只有理念才是真在（really are），我们在感觉经验中所遇到的那些非理想的特殊对象（non-ideal particulars），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between being and not being）。人们经常认为柏拉图的意思是说，只有理念才真的实存（really exist），可以触摸的有形物体都是不实在的和虚幻的。……当柏拉图说只有理念才是真在（really are）时，他的意思并非是指只有理念才真的实存（really exist），而是说只有F的理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F，F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任何东西。特殊对象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因为它们介于是F和不是F之间——也就是说，它们有时是F，有时不是F。”（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王柯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61页）

　　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说：“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并无大错。就理念为超感官者而言，言其为“虚”，未尝不可。此“虚”并非“不真实存在”，而是“不具体”。相对此“虚”而言，分有理念的世间事物，可说是“实”，即是特殊具体的存在。作家创造的人物代表作家的某种理想，而符合此理想的真实人物则是此理想的体现，或者用柏拉图的术语说，分有了该理想。可见用老子的“虚者实之”的说法与柏拉图理念与现象的关系学说互相证发，不为无据。

　　至于eidos是不是“理念”或“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则亦有定论。我国哲学家一般把eidos译为理念，尽管“理念”这个译名并不理想，主要是那个“理”字不妥，容易与后人（如近代唯理论）讲的“理”相混淆，陈康先生在译《巴曼尼得斯篇》时已指出这点。罗念生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古希腊哲学术语译名管见》中更进一步指出：“‘理念’一词虽已通用，但意思不明确。到底是指与‘器’相对的理还是指‘道理’、‘事理’？……如果能解释为‘理想的观念’倒和柏拉图哲学中的意思有些相近。”（见《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10月，第9页）可见eidos是有理想的意思，说它是“理念”也没有错，这是比较流行的中译名。就eidos是事物的原型、榜样、典范而言，如果它是人文事物的eidos的话，怎么不是“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例如“美”、“善”、“正义”的eidos？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汪教授自己根本不谈什么是柏拉图的辩证法就说陈先生“未深娴柏拉图的辩证法”，并说王震邦先生“论陈学，力求从柏拉图的意识形态学说而立论，处处上溯柏拉图的‘辩证法’思想和‘理念世界’，恐怕徒劳而无功”，则稍嫌轻率。本来王震邦对柏拉图辩证法的理解就属耳食。他关于柏拉图辩证法的引证多来自方朝晖的一本书。例如他引德国希腊哲学研究名家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为证说：“在辩证法的概念里，对话或辩论的程序宜从‘假设’出发，运用‘辩证法’的终极目的则是要取消一切‘假设’，让‘理念’不再依赖‘假设’即可成立”（王震邦：《独立于自由——陈寅恪论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7页）。查他引证的策勒尔那书的那一页丝毫没有他讲的那些内容，在策勒尔此书讨论柏拉图辩证法的那一节里，也找不到王君所说的内容。

　　在那一页（139页）上，策勒尔明确说：“辩证法，顾名思义，起初是指论辩的艺术，后来成为以问答方式发展科学知识的艺术。最后成了从概念上把握那存在者的艺术。因此，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成了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认识事物的真正实在的手段。”这才是对柏拉图辩证法的正解。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说辩证论者是“懂得如何问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人”（390c）。辩证法的目的是寻找事物不变的本质。虽然在中期对话中，柏拉图的辩证法是用了假设来操作，但在他在《理想国》第六卷的最后对他的辩证法有一个经典的论述，辩证法与最高的eidos，即善的eidos有关，它要超越假设，“上升到绝对原理，并且在达到绝对原理之后，又回过头来把握那些以绝对原理为根据提出来的东西，最后下降到结论。在这过程中不靠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到理念”（《理想国》511b-c）。辩证论者与研究技术的人的根本区别是后者把假设当原理，不会从假设上升到原理。而辩证法不是把假设当原理，它研究的不是技术的对象，不靠任何感性事物，它追求绝对原理。这与提出假设并进一步推论根本不是一回事。可见王震邦君以柏拉图的辩证法说陈寅恪之学，确有比附之嫌。但此与陈先生本人无干。陈先生的确从未谈论过柏拉图的辩证法，但他把eidos理解为“抽象理想的最高之境”，却颇得柏拉图辩证法三味。汪荣祖教授自己没有提出对柏拉图辩证法的任何理解，就指责陈先生“未深娴柏拉图的辩证法”，不能不说太过轻率。张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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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诗意的世界

Sat, 19 May 2012 21:48:18 +0800

这些是最近买的书

孙珷最近在读的书

　　孙珷，1988年生，上海人。201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现在某IT公司工作。性好读书，不愿受专业畛域束缚，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阅读，尤其痴迷文学与哲学。

　　复旦数学系似乎是有出文艺青年的传统的。别的不说，老校长苏步青就常爱来几句平仄平平仄。作为八〇后数学系学生，孙珷与〇〇后的苏老学长隔着好几代人的距离，但喜欢文艺这一点，是并无二致的。

　　事实上，用“文艺青年”来形容孙珷，还是太轻飘飘了。文艺青年是趋时的，几年前还是文艺符号的村上春树，如今成为大叔的同时，也在文艺青年那儿成了刍狗，文青的书架上早换了人间。但孙珷的书架上，时间是凝固的，停在中外的某一个，或几个阶段：古希腊罗马，十八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先秦两汉魏晋，明清民国……单看孙珷的书架，绝不会想到他是八〇后（其实已经靠近九〇后），大约会认他作五〇、六〇后，可能年纪再大点，也不奇怪。偶尔也会有几本书在不经意间泄露主人的秘密，比如吉米多维奇习题集，比如《高考作文训练》。但孙珷说，后者他几乎从不看，作文启蒙靠一套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世纪文存”，中学时反复读了好多遍，还曾模仿《梁实秋散文》中的《下棋》写了篇《踢球》，发在校刊上，惊喜得一位老师请他吃了顿饭。其实，足球他是不踢的，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

　　当然，孙珷阅读口味绝不古板，反倒说得上从善如流。豆瓣上有信得过的友邻赞书好，他总会设法买来看看，反正现在上网买书也方便——电脑旁边一叠书顶上的《古语文例释》，就是这么来的；手头在读的王力用旧体诗译的《恶之花》，也是因了一位老师的推荐买的。所谓通俗文艺也涉猎，不过，趣味是决不迁就的，侦探他读The Original Illustrated Sherlock Holmes，科幻读A Fire Upon the Deep（曾获1992年雨果奖），漫画也是读《鼠族》（曾获1992年普利策奖）——都是经典化了的通俗作品。所有这些书，几乎全都是孙珷大学期间买的，“还好这几年网上买书便宜，不然照我这个样子，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也有冲动的时候，一套The Complete Arkangel Shakespeare，Amazon上买的，三十八张碟，饶是打了折，还是花了三百七十八美元，“实在太贵了”。

　　孙珷喜欢一段评价老上海译片厂配音演员的话：“他们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为什么他们能进入《战争与和平》的空间？那帮人脚跟站在中国土地上，但另外又过着属于云上的日子。”在孙珷父母眼中，自家儿子是腼腆的，内向的，不爱与人交际，可是孙珷自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自己的书房里。

　　摄影徐晓林撰文郑诗亮

　　十问Q&A

　　Q：您是否知道自己有多少藏书？

　　A：三千册左右吧。

　　Q：您记忆中自己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A：《上下五千年》。

　　Q：您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

　　A：王力译的《恶之花》。

　　Q：一般以哪种方式买书，逛书店还是网上购买？

　　A：现在基本都是网购了。

　　Q：您每月大概花多少钱买书？

　　A：近来五百左右，以前花得多。

　　Q：您手上正在阅读的是什么书？

　　A：曾建纲译注的邓约翰《哀歌集》。

　　Q：看书时候的最佳佐料是什么？

　　A：不要的，看到废寝忘食最好了。

　　Q：您平时阅读，网络和纸面的比例是多少？

　　A：纸面的略多些，但网络真心方便啊。

　　Q：有没有一本书，是每年都要拿出来读一读的？

　　A：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诗意、优美、崇高的生活态度，对我是治愈系。我特别喜欢俄国文学里浓郁的抒情味，像契诃夫的戏剧也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Q：如果让您只带一本书去某个地方，您会带哪本？

　　A：陈康《论希腊哲学》。

录入编辑：陈晓静

赵鼎新谈微博与公共空间

Sat, 12 May 2012 23:28:55 +0800

　　封面赵鼎新像：李媛绘

　　2011年是中国的网络微博大发展的一年，各种公共事件在微博上被反复地披露、讨论、发酵。可是，伴随着微博席卷互联网的热潮，也出现了各种乱象，一方面人们可以在各个领域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对意见不同者肆意辱骂、群起攻之，而买粉丝、网络水军等具有微博特色的“妖孽”也在兴风作浪。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大杂烩一般的虚拟空间呢？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为研究中国的微博，特地穿了马甲加入微博大军，他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对微博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黄晓峰

　　在您看来，中国的微博与美国的Twitter有什么不同？

　　赵鼎新：为了了解中国的微博，我近几个月来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里面悄悄观察。同时，我还对美国的Twitter做了一些观察，以比较两者的区别。

　　中国的微博和美国Twitter的确有不少区别：美国Twitter没有长微博功能，一条只能写一百四十个英文字符，短之又短，基本只能写一句话。中国的微博是一百四十个字，能表达更多的意思。美国Twitter的转发数字显示有限制，最多只显示“50+”，评论只能显示五条；而中国的评论和转发的数字都能精确显示，没有限制。

　　然后是水军问题，我曾经在谷歌上搜索“新浪微博粉丝”这几个字，结果出来的居然是一堆刷粉丝的广告：这个保证“优质微博粉丝永久不掉”，那个报价“新浪微博粉丝两元一千，十七元一万”，另一个个鼓动你拨打某某粉丝热线，说是“今日特价”等等。在中国，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就能通过雇用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造就虚假粉丝团，而美国的Twitter则没有听说有什么水军活动。

　　这些性质不但使得中国的微博有替代博客的趋势，而且更容易涌现出强势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而网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纵的危险。

　　最近有研究文章列出微博上的前二十位意见领袖：潘石屹、马云、任志强、李开复、郎咸平、李承鹏、陈光标、李稻葵（以上是商界、经济人士），于建嵘、王小山、孔庆东、慕容雪村、五岳散人、罗永浩（以上是政治性意见领袖），方舟子、贾平凹、贾樟柯、芮成钢、张鸣（已退出）、袁岳。

　　我做了个小实验，在芝加哥大学拿这二十人的名单问我的一门课中的六个中国学生对这些人的熟悉程度。我没想到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其中一些我认为在微博中人气并不是特别大的人。后来我在网上找了一份美国的著名微博意见领袖的名单给我的美国学生看，结果是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这些人。

　　以上结果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因：一是中国微博更容易形成强势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二是中国的名人更喜欢在微博中发表意见。无论哪一种场合，微博在中国的重要性要远大于Twitter在美国的重要性。

　　美国的意见领袖首先会选择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Nation、 The New Republic 等传统媒体。美国有些意见领袖甚至没有自己的博客或者Twitter。

　　在美国的自媒体中，博客的重要性又要大于Twitter。美国博客讨论的质量比较高，特别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经常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博客中积极加入讨论，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太可能发生。

　　美国Twitter上也会出现令人遗憾的问题。比如，两年前罗格斯大学有一个学生通过网络视频偷拍同宿舍同学的同性恋行为，并在Twitter上公之于众，结果导致那个学生自杀。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各地有许多自发的悼念活动；美国总统、国务卿及其他政府高官对此行为进行高调谴责；美国联邦和新泽西州纷纷立法以防止以后类似事件的出现；肇事者遭到起诉，被陪审团认定有罪，并有可能被重判。受这一事件的刺激，脸书网上约有一百六十万人响应建立一个专门的纪念日来声援那些因为性取向而被欺辱的年轻人；约一万人在包括Twitter在内的各种社交网络上呼吁以更严重的罪名起诉肇事者。这种国家和社会、网上和网下的一致性反应在缺乏共识的中国很难出现。

　　有人认为中国的微博上人人都可以说话，非常民主，是这样的吗？

　　赵鼎新：首先必须说明，微博上出现的大多数话题与政治关系不大，不同话题的性质不一也难以简单定论。就你的问题来说，我想你是要我评价一下大家曾经抱有很大期望的微博中的政治性公共空间吧。我以下的回答也仅仅局限于此。

　　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的影响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的确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民主场所。但是，微博上的民主手段又是非程序性的。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政治上不十分出格，你在微博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任何程序加以限制。最后，微博又是一个可被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玩微博的人可以通过买粉丝、水军等多种技术手段来炒作自己。只要有权力、有精力、有钱，你就可以在微博中发出比人家更大的声音。在这方面，中国的博客也一样。曾几何时，韩寒的博客上面只有一个句号，一个“喂”，也会有几十万的点击量。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可以通过技术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上很容易形成虚假舆论。

　　微博还有其他一些特质。在微博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比方说，我跟一个人聊天后发觉此人人品不好。出于礼貌，我必须对他客气，这是前台行为；但是分别之后我可能会对他人说这个人太差了，这是后台行为。比如几个人到饭馆吃饭，吃到一半说菜不好，要退了，服务员当面会微笑着说对不起，到了厨房可能就会骂客人，端着换的菜出来，可能还会在菜里吐口唾沫。客人不知道，也就吃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隔开来没问题。可是如果服务员不小心将对讲机留在客人进餐的桌子上，把厨房里说的话全传到顾客耳朵中去，这就会乱套了。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在真实社会中，如果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合而为一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是微博却把平时生活中的后台行为变成了前台行为。现在虽然实行实名制，但是注册名可以是假的。我穿了马甲在微博上观看，几个月后慢慢猜出其中若干个人大概是谁。通过询问，我发觉这几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有礼貌的，但是在微博中却脏话连篇，简直像换了个人。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大家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空间的出现把社会上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可能是微博政治空间中语言趋向暴戾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还比如，微博中的许多网络写手往往会因为在一个具体事情上站在同一立场而建立了一定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却很难形成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关系，并且由此产生持续的情感。微博的这个特点，我把它叫做“亲密的陌生人”。“朋友”之间关系紧密但却没有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加以约束，这给了微博上的人际关系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要看今天不少人会因为某一件事联合起来，他们明天很容易就会为了另外一件事情相互翻脸。

　　微博的这些性质给了微博中的“社会”一个严重的原子化倾向。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从而具有明显的反权威倾向，而另一方面却容易在（来自网络公司、金钱、国家等）操纵下迅速形成权威。在微博中，人们一方面会鄙视权力，另一方面又特别崇拜权力。微博中的狂热之士的表现好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微博上几乎每天都有各种问题在讨论，为什么有时在简单的、依靠常识就能判断的问题上会分歧严重，而在一些复杂问题上却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赵鼎新：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属于对错非常难以讲清楚，或者说是属于没有简单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或者是带有很大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与微博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是各自都觉得是自己赢了。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冷战不是靠打嘴仗分出胜负来的。新教运动兴起后欧洲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和势力分布也不是由两个宗教之间通过辩论决定的。即使是被笔者视为生命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也绝不是因为它的政治正确性而在世界上得以光大的。除非用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地位、经历和性格所决定的，不同的地位、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一场争论的性质越接近于价值观层面的争论，或者说越掺杂着价值观因素，争论出输赢就越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交互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理论是十分理想主义和幼稚的。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对鸭讲，自说自话。比如，最近因为韩寒作品代笔问题在微博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因此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是就这么一个似乎是证据越来越清楚的问题，网上到了现在仍然是鸡对鸭讲、众说纷纭。为什么会是这一结果呢？很简单：许多人在参与这一争论时加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信念。我这儿拿“韩寒作品代笔问题”作例子是想再次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但是，在不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有时却能形成压倒性的一致性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见到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会有如下似乎是常识性的回答：在反复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逐渐找到了真理或者是正确的认识。但是，这样的回答是极其幼稚和有害的。必须强调的是，我这儿绝不是说公共空间中的讨论没有意义。自由讨论是非常重要和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不是访谈的重点，所以我就不对这一观点作系统阐述。我这儿只想强调：自由讨论的意义绝不在于要使得社会在某一种价值或者立场上取得“共识”。

　　一般来说，当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获得强势后，我们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而宗教组织和学校则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半强制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今天如果觉得我的话讲得有道理，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学校教育或者是你的知识结构已经规范了你的思维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社会思潮进行规范的力量，那就是“时代性思维方式”。“女巫大量存在”曾经是欧洲社会的共识，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声名狼藉，“文革”后极“左”路线和专制政治成了过街老鼠。这些都是时代性思维方式的例子。时代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以前强制性社会行动的非期然性结果，它同时也必须有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权力的支持才能长期维持。

　　我想您的意思是指微博的讨论也受社会大结构条件的影响。您在《伦敦骚乱》（见2011年10月15日《上海书评》）一文中指出英国骚乱的平息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英国人对主流价值观的共识，那么在中国，是否存在类似的共识呢？

　　赵鼎新：中国目前不具备英国主流社会所具有的共识。其实，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社会基本共识的缺乏。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第一，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彰，而又拿不出可替代的和能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因此，不得不把合法性建立在“绩效”上，欠缺了建构一个主流价值观的能力。第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是，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和社会组织，如科举制、宗法制、宗族组织这些，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渐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即使是在中国日益兴盛的基督新教，目前也尚没有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能力。第三，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的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搞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在中国，这些问题在“列强”的压力下推动的“被动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只要这些“体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就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由此，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第四，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的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四个因素的集合造就了当前中国的时代性思维方式, 使得本来应该是多元化的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在反体制、反贪官、社会危机意识等等方面出现了舆论的一边倒。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心态将决定微博对中国的政治性公共空间和政治发展的影响，而个人心理素质则决定一个人在微博中的地位。

　　您说的个人心理素质决定一个人在微博中的地位是什么意思？

　　赵鼎新：在当前中国，我估计只有在骂体制、反贪污、民粹、环境质量和食品安全等议题上人们在微博中才能容易形成共识。至于其他议题，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但是带有一定价值观性质的争论，在微博中我估计也很难取得共识。这就难免引起论战。但是，论战开始后，我先前已经总结过的一些微博的自媒体性质就会起作用，谩骂、抹黑、恶意中伤、胡搅蛮缠等行为在微博中会大量出现。在这个时候，只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简单的人才能在微博论战中坚持下来。

　　我在微博中看到一位教授退出微博的声明。该教授因为加入了“韩寒作品代笔问题”的论战而把自己置于痛苦之中。声明中说：“自从玩微博以后，我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读书人，变成了社会新闻的热情关注者，并常常对社会事件发言。我现在发现，微博带给我的快乐远远抵偿不了给我带来的痛苦，过分的社会关怀让自己长期处于愤怒和焦虑之中，写完一篇社会评论后又容易失眠……看来，我不太适合开微博，也不宜于过分关注社会，当今中国让人愤怒的事太多，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激动，这样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焦灼骚动之中。”显然，该教授的心理状态已经无法承受微博中的暴戾之气和“有理讲不清”的事实。

　　在当前微博政治公共空间中能坚持下来的意见领袖，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都需要有强烈的个性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如果再能加上偏执的思维、简单的头脑和悦民的心态，那么该意见领袖就会永立于不倒之地。

　　目前中国，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而社会又缺乏基本共识。由此，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对抗国家”、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我这儿在“对抗国家”上面加了引号是想指出当前出现的不少“对抗国家”的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说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国政治骗子特别多。在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消费文化保守主义的，消费儒学的。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预见，在当前中国，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微博肯定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在主流价值观式微的情况下，微博的性质和社会大结构叠加在一起，引发社会崩溃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网民是不能简单怪罪的，毕竟，他们不是造成今天社会严重缺乏共识的原因。问题是，一旦出现乱象，其后果不可乐观。狂欢过后，我们所需面对的还是原有的人、原有的思维习惯、原有的行事方式和政治文化。问题是，在一个主流价值观不彰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是记忆不健全和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动荡之后，“精英”们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是对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马上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带着更为天真、既可怜又可恶的民众把中国从灾难引向灾难。

　　您觉得在微博的这种环境下，公知或意见领袖该如何做更好呢？

　　赵鼎新：在当前的中国，公知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造成这一局面的背后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国人缺乏共识且不怎么容忍。但是，公知本身的行为也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其实，中国的大多数公知多年来在中国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其中还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也做出过一定贡献，即使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是一无是处。问题是，他们在近年来走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误区。一是公知近年来在中国受到了新闻媒体的过度关注。不少人在略有名气之后就反复受到媒体的追捧。记者不断采访他们，恨不得叫某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发表意见。二是公知在面对巨大“市场”时忘乎所以，对自己进行了错误的定位：用简单的话说就是频繁对自己知识领域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从而把自己转化成了全能型公共知识分子。

　　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行为与中国的完全不同。在美国，社会科学家做公知也是有的，但是很少有人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外大量发表意见。比如，乔姆斯基发表的言论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两个领域，保罗·克鲁格曼发表的言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我不是美国的公知，也算不上是中国的公知。但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心我也在国内传统媒体发表过一些议论。但是我的议论也主要集中在我所熟悉的历史、社会运动、现代国家和媒体等问题上。即便如此，比如为了写《伦敦骚乱》那篇文章，我从收集资料到完成写作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并且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左右。我对媒体有一定研究，我对伦敦骚乱也有追踪，但是当真要落笔我也不敢言之无物和言之无据。其实，即使采取了比较认真的态度，我的每一篇文章也难免出现各式各样的错误。我想说的是，态度认真，话就不敢多说，话即使说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或者对他人毫无教益。

　　与美国的领域型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的公知是全能型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公知今天遇到了麻烦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把今天中国公知的声名狼藉看作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帮助他们的成长并有助于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我也希望国人能学会容忍和原谅，在唱坏公知的同时尊重他们的存在，并给他们一个发展和成熟的空间。我最担忧的就是面对乱象呼吁政府部门严加管理。通过一定法律对自媒体进行规范是应该的，但是过多的限制必然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今天中国政治公共空间的不成熟不就是长期收紧的结果吗？ ■

录入编辑：陈晓静

孙皓晖式话语与“伪中国史观”

Sat, 12 May 2012 23:25:05 +0800

　　孙皓晖在书中说的大多是“伪问题意识”，而他现在设立起来的，却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粗暴割断历史联系，混合长期停滞、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个人崇拜于一锅的“伪中国史观”。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只顾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像疯马般一路狂奔，用这样的“历史意识”去处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会是什么后果？

　　王家范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孙皓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第一版

860页，110.00元

　　上月我曾参加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出版座谈会，但没能畅所欲言。不少朋友劝我，没有必要与孙皓晖交锋。报纸上、网络上说他提倡“个人崇拜”、“军国主义”、“法西斯”的都有，他根本不在乎，依然南北演讲，口无遮拦。现在想当大腕、明星的，往往喜好招人干仗，不极端、不激烈，则无以成名。被骂得越多，知名度就越高。你这一来，不正中下怀？

　　我确实犹豫过。孙氏志不在认真做学问，酷好“颠覆旧史观”，为此不惜割裂、曲解史实，游戏文明史，荒唐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当今研究“秦文明”、不断推出新成果的多多，他老家西北就是一个大本营，但于孙氏的外面“走红”却熟视无睹，不屑一顾，有这方面的专家出面捧过场的吗？然而，当我读到第三册最后部分“铁血风暴：秦帝国反复辟政治战”，如此的眼熟，不由自主地勾起了我对“评法批儒”时期极不愉悦的记忆。旧案完全可以覆对。我是经历过这个时期的老人，敢于说：比起罗思鼎、梁效，孙氏这方面的“歪论”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结束，1978年1月，我和谢天佑合写的、登在《历史研究》上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驳法家“长期反复辟”论》。

　　孙氏多次自我表白，他不是一般地说史，更不是随便戏说，而是要“为铸民族新灵魂而作”。冲着这句话，我的心脏扑扑乱跳。有一个夜里，居然久久不能入眠。假如秦始皇式的铁血“法治”再临，“复辟”的帽子满天飞……可怕的感觉隐隐然袭来。不知是我的神经出了毛病，还是孙氏的书毛病不轻？这就逼迫我不能不认真加以思索。

　　这次改制包装为“史论”的《启示录》，三大册，前加“总序”，后添“结语”。偏偏就是这份别致的“添加剂”，加剧了药性癫狂显性发作。要说有什么特点，并非吹捧者所谓的“史诗”文笔，敢于“直面争议，推崇法家，批判儒家文化霸权”的大智大勇，而是充满指鹿为马、大破大立的血气，粗暴蔑视前人思想索求、横扫两千余年“停滞文明”的霸道。唯其如此，下断每每狠、绝，好说“始终没有”，例如：“我们这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始终没有自己的文明话语体系”，“我们的文明史意识苍白得惊人，我们的文明史研究几乎是一片沙漠”……话语余音，似乎天下只有孙某人刚刚“开启”中国文明史的创作，建立起了唯一正确的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

　　孙氏由溺爱老乡秦始皇而对法家情有独钟，这本是个人的兴趣。孙氏崇尚的法家对人性看得最透，学得几分，也很自然。现今少女沉溺“穿越宫廷”，汉子喜好“酷斗暗杀”，稍有血性的崇拜“强人”，“让子弹飞过”，关心大事的梦系“强国”，期盼“伟人”横空出世……人情所至，皆为财源，全然不顾对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心灵会产生什么严重影响。没有想到生意做得越大，他经营的“野心”也越大，直闹到要由他来确立“国家话语权”，演绎“核心价值体系”的“正源”。我确实有点惊诧莫名——这明显超出了他自身的能力范围，怎么敢冒这样大的风险？！

　　先得戳穿一个谎言。孙氏多少摸过一点行情，知道“文明史”概念是一盆浆糊。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定的准星，谁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制造”。说白了，这原是一个大篮子，什么菜都可以往里搁。但当旁人说他“开启”了中国文明史研究，不摸底细的疏忽就被利用了，孙氏居然当仁不让。不说远的，1990年以来，已有数部以《中华文明史》命名的书，冯天瑜的、冯国超的，规模都不小，且一版再版，加制绘画本行世。它们大都仍以文化史为主体，有的扩展到更多精神、社会生活甚至物质文化领域。我猜测孙氏是看过的，至少对“文明”一词的古代用法，有过“借用”；对诸子学说的概述，也颇多“相识”。我大体翻过两冯的书，总体感觉学术正宗，没有孙氏那样的“撒野”。但这种尝试，也说明“文明史”目前最多也只能是“大文化史”的别名。

　　孙氏的“撒野”，先说浅层次的，用语实在很是轻率和离谱，太不学术。历史分期在史学上最需谨慎，标尺不易确定，不敢随意杜撰。孙氏竟说秦以前中国历史有七大历史超越，已经够雷人的了。待说到“大禹治水”，标题竟然是从“远古时代”跨越到了“近古时代”，没有词义界定。孙氏或许不知道，“近古”最初来自日本史界常用的词，往往与“近世”（前现代）概念互通并用。“远古”之后，中日史界都逐次称之为“上古”、“中古”，“中古”是从秦统一以后算起。孙氏直接越过“上古、中古”，称夏进入了“近古社会”，那么秦统一是不是就进入“近世”（前现代）甚至“现代”社会了，这不是很离谱吗？

　　再读下去，夏朝是“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朝是“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周朝是“精密的邦联制国家”——真是不得了，这样西式的政制专用词搬到四五千年前的中国，不够“野”吗？在一次出巡演讲时，被听众责问秦帝国是不是专制政权时，他马上说“不需要以西方学说定性”。这里不是西式得更厉害了？吓出一身冷汗的，是先前在讨论“部族国家联盟”时，我似乎说过“有点邦联的味道”。好在，我还没有他那样大胆，有许多限制词，说明也是不得已而用之。在“万国林立”之后，有许多“地区中心”式的“联盟”，东南西北中都有，没有被商朝捆绑在一起的还有许多部族（不少还不能称“早期国家”）或部族国家，而且商的这种“联盟”是松散的，不牢固的。西周王朝实施“大分封”后，已经不再以“联盟”为其发展目标。在中国，正宗的说法，这叫“封建王国”。周天子为共主的西周“封建王国”，与“精密的邦联制国家”概念，风马牛不相及。

　　从整体看，孙氏的半截子“文明史”（到秦亡戛然而止），除了“总序”有些涉及以后朝代的“孙批”，都是人物事件史加上点文化思想史，人物事件的笔墨占绝大部分，更像是“孙氏新编上古历史故事”，夸张型的、漫画式的。我建议书友还是去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插图本话说中国系列》上古篇，平直谨慎，价钱还便宜。孙氏写的故事在这里有，还多出了一些被孙氏忽略或不写的内容，没有“乱点歪评”，可信任度较高。

　　孙氏的“上古史故事”用了不少神话、传说、“伪书”的史料，却不加年代考辨、甄别真伪，一锅煮，全然不知有无犯规的嫌疑。例如完全撇开由新石器考古揭示的“满天星斗”、“天下万国”格局，硬说禹成功发动、组织、领导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工程，禹开天下九州，夏朝时就有井田制等等。不说夏朝至今仍未发现有文字可考的确切信史证据，不问前人对《禹贡》成书年代的考证，不辨即使到了商朝，它能指挥的地域范围有多大（这时已有甲骨文字记载可考，其势力范围东面也仅到今山东潍坊以西），自然也无心思去好好阅读中国早期农业史、水利灌溉史的大量考证研究成果，无厘头地拔高，好大的泼洒“气魄”。

　　面对同样的问题，被誉称“大饼油条”的青少年读物《中华创世纪》，创作者态度的严肃和功夫的精深，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赵昌平说：“历代对史前神话谱系的筑构，都是以排列帝王世系的办法来进行的。到了近现代，虽然加进了考古资料，但对考古资料的诠释往往就有先入为主之嫌。当将数十种互相抵牾的世系对照以后，我反而坚信，排列确切的史前圣君世系，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读到这里，不禁拍案叫绝，少有的清醒，比专业还专业。他还很谦虚地表白：“不必把《中华创世纪》作为信史来读，而不妨视作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追本溯源。”对照孙氏的出语狂躁，学风文品的高下，立见分晓。

　　孙氏以建立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自任，献策的整体方案是：“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对接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孙氏最简练的概括，就是法家的“大争”和“血气”。

　　在孙氏看来，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比欧洲的“中世纪”更黑暗，更没有前途。汉唐、宋明不在话下，明、清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直到成了“僵尸般的古老肉”。因此，在他的主张，必须返回到两千年以前对内“血性大争”、对外“有限扩张”的时代，像法家那样杀出一条血路，再出一个实行过“铁血政策”的、秦始皇似的“伟人”，统率全局，君临“天下”。正像他自己意识到的，这个命题“问题太多太多”。所不同的，他说的大多是“伪问题意识”，而他现在设立起来的，却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粗暴割断历史联系，混合长期停滞、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个人崇拜于一锅的“伪中国史观”。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只顾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像疯马般一路狂奔，用这样的“历史意识”去处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会是什么后果，不怕战车颠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

　　孙氏的伪“问题意识”有好多个，其中核心的观点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明从此跌入“千丈深渊”，“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中国人被儒家害得全体得了阳痿病，缺少了强势崛起的胆略与血性。

　　挑战“旧史观”之所以说不容易，因为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艰苦的史料辩驳与史实论证，正反、反正地反复进行，直到自己的立论不被证伪。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据说是关系中国历史全局“重大转折”、颠覆两千余年历史走向的“核心观点”，除了一纸简短的“死缓”判决书外，对秦以后的历史几乎无一语事实陈述，更别说对朝代、制度之间进行过切实的比较研究，只有一种粗暴的定性：以儒家为主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如果孙氏崇尚的“法治”就是这样粗暴地审判历史和人物，我只能说：恐怖。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年代，说你什么就是什么，不准还嘴，不准辩解，否则就叫“态度不老实”，一阵乱棍齐下，直打到你闭口为止。侥幸的是，目前孙氏尚没有这样的权与势。

　　我很怀疑孙氏究竟读了多少书，是怎么样读书的？对中国政治制度史有过系统的阅读吗，难道不知道“汉承秦制”几乎是中外公认的历史常识？熟读二十四史的老人家，特地写下“百代犹行秦政制”的诗句，昭示全国。二十四史，你比他老人家还读得多吗？关于汉武帝是否完全“独尊儒术”，手下的人当时就说他言过其实，以后的专家不知写过多少文章考证辨析。秦帝国设有博士制度，员额七十人，模仿齐国稷下学宫制，各家都有，儒生还随同始皇帝巡游祭山。王国维说过：“秦博士亦议典礼政事，与汉制同矣。”有人根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在汉代存世的“六艺之学”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家十家，两百一十七篇；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墨家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家十二家，一百零七篇；杂家二十家，四百零三篇，等等，公允地指出：“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在纯粹学术上，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独尊，同样，百家也没有被真正地罢黜。”更为紧要的，近三十余年来对秦陵、秦汉简牍等新史料的研究，人才辈出，成果赫然。专家们较为普遍地认为，秦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既有商周的，更有六国的文化因素被包容在里面，也保存有原始巫术、原始祭祀乃至杀人殉葬等“野蛮”风尚；周公的礼制与刑治思想，儒、道、法、墨诸家既各各对峙又互有渗透，这些文化因素在秦国都被采纳、接受过，最后成就了前此未有的、寓有多样性、地域性的帝国“统一文明”；秦律受六国，特别是魏律、齐律的影响明显，但“轻罪用重”的法家原则使之变得更严苛、更细密。先秦以来，多种学说、多样地域文化在“百家争鸣”中具有综合交融的发展趋势。诸子学说的综合，起于荀子，中经《吕氏春秋》，到西汉汇为大观。孙氏完全无视，或者说故意向读者隐瞒了这种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这对自称批驳、“颠覆”旧史观的题材来说，是一种极不老实的做法。

　　我曾经反复思索，孙氏何以会产生如此偏执的“历史观”，如此不通常识、不近情理？有些猜测，但没有把握。若从曲谅的角度辩护，他是对老乡秦始皇过于溺爱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好恶过甚，失去理性。说他溺爱，根据还是有的。例如整整一册书，二十余万字，写“大秦帝国”，竟然没有一章、一节甚至一小节写“秦短促而亡”，似乎有不忍之心。

　　对秦始皇的死，孙氏在书里把事情说得非常诡异阴森：秦始皇的突然死去，“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灾难巨变的最深刻典型”；“至少，一个君主制时代的帝王，年届五十，而始终对国家权力继承人的确立保持模糊状态，这是非常偏离常态的危险做法，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引者小注：五十岁在今天也还不到退休的年龄，是你孙氏荒诞，还是始皇帝荒诞）。接着又说：“虽然，这是一个文明大历史中的具体节点，但是，它恰恰是足以撬动整个国家机器并使其轰然陷入历史峡谷的那个最重要的支点……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我们的民族始终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一不小心，孙氏得了心理狂躁症，变成中国的“尼采”。但不是喊叫“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而是叫喊“不得了，秦始皇死了”，全人类沉入黑暗之中。

　　我一直弄不懂他的秦始皇死了，会与中国“第三次文明大转折始终没有出现”有什么直接关联？时间差那么远，八辈子也搭不上界。要不，他的秦始皇“再活五百年”，“上升趋势”持续上升，或许早在公元前后，至晚到公元500年之前，中国早于西方多少个世纪就可以提前完成“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的历史大超越？难道这就是孙氏说的，他梦中的“直接对接”？这种历史的大超越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条件（能源、科技的大突破），不需要历史积累性的进步，不需要现代智慧（不仅是少数个人智慧，更需要知识群体的智慧，普罗大众的智慧），只要继续有非凡“人格魅力”的“真实核心”，大力弘扬秦始皇的主体精神，什么奇迹都可以实现。若秦始皇不死，汉武帝不掌权，不必等到进入公元，要蒸汽机发电机就有蒸汽机发电机，要火箭导弹就有火箭导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太农业土气了。这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说梦或寻梦，白日说呓语吧？怪不得孙氏在大著第一册的扉页上特地写下：“献给——光荣与梦想。”

　　先秦诸子是古代中国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思想文化财富。经历由野蛮至文明漫长的更化，总结商亡的教训，经周公的总结，中国文明的基础终于在西周时期宣告奠定。随西周王室衰落，官学不断散至民间，士人殚精竭虑，各展其长，形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争鸣局面。这种由“一”而“多”的学术创造运动，推动了西周文化内涵潜能的充分释放，丰富、扩充、发展了文化的多样功能，产生出应对政治不同需求的多元性，使中国古典政治学极富弹性。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或入世，或出世，或淡定，或狂狷，即使遭遇社会状况、生活境遇的动荡，也可以有许多种人生哲学方式的互补选择，中庸平和，不致一头走到黑。

　　越是变迁、变动剧烈，越是社会问题丛集，政治危机萌生，先秦诸子之学就会被当作不同的药方来诊治社会疾病，不须国家动员也能自然应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点。西汉后是这样，百年前是这样，今天也没有例外。因为孙氏的刺激，我花工夫摸了一下动态，才发现不仅有新儒家、新法家，还有新墨家、新道家、新佛家……各立网站，各有粉丝，活跃得很。一次会上，我提到新法家，孙氏紧张地连连否认，“我没有说过”，这何必呢？公开坦率地亮出自己的主张，是公民的权利；同样，批评你的主张，也是别人应有的权利。

　　历史不会、也不能在“相似”中轮回，重复老路，这是后人没有出息的表现。总结百年学术史上的教训，我好有一比。中医讲究辨证诊治，即使同一类型的病，根据病家的体质状态，必须采用性能不尽相同的药材组成某种药方。所谓药方，就是根据病情与病家体质特点，选择多种药材，巧妙“配伍”，绝不会单独用一种药材的。随诊治状况的进展，药方也在不断调整与增删。医家水平的高下尽在“配伍”得当与否，而其基础则是对数以百计、千计的药材性能了然于胸。不熟背《本草纲目》等等药籍，无以为良医。这就是今天出色的中医难觅的原因，咎在相关教育的放松。同理，无论是解决何种社会危机，单味的一种“学说”，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都不能成为有效的“药方”。更为重要的，时代不同了，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家庭状况、社会结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前此未有的新变化，正像吕思勉先生说的，“由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病急乱投药，或是拒绝任何新药材的加入，都不足以治好病，还可能会害人。

　　对诸子各家“药性”的长短，早在秦亡之后，西汉前期，司马谈就做过出色的概括与检讨：

　　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

　　孙氏看不起司马迁，更看不起西汉以来的所有前贤。扪心自问，我们今天有不少人拘守一家学说，排斥其他各家，甚至像孙氏那样以法家为尊，将儒家定性为“复辟”势力，比之于司马谈何如？

　　孙氏是误解了，其实我并没有把他当“新法家”看待，还算不上。民国时期“新法家”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陈启天。他对法家典籍的整理、诠释是很用功的，有相当不低的学术水准。今天撇开他个人的从政经历，单从“新法家”意义上说事，陈氏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一再说：“我们并不是要将旧法家的理论和方法完完全全再行适用于现代的中国，而是要将旧法家思想之中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制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情势，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陈氏特别强调：“我国现在已达到由旧的君主政治进到建设民主政治的新阶段。在民主政治之下，需要民主的法治与民主的形名，不需要君主的法治与君主的形名，因此必须超越旧法家，与民主和宪政结合起来。”

　　回头看看孙氏的议论。他在赞赏秦帝国的“统一文明”时，顺势发挥了一段很现实的高论，照原文抄录于下：

　　这个“一”，见诸当时与后世古典社会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国家的统一，无疑是权力的统一。中国人的意识里，治权方面，统一比分治好；权力行使方面，事权归一比事权分散好。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嘲笑“龙多主旱”的。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否则，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什么“龙多主旱”？！君主“专制”下，臣民的生杀予夺，可以“唯一”地听凭君王“龙威”主宰，无任何人权、臣权可言，这是历史常识。这个“一”的权力，不受法制管束。孙氏有没有现代的公民意识，我在看他描述秦始皇为“始皇帝死而地分”反动标语查不出结果，因此“全部杀尽陨石周围数里人，并以熔铁炉燔销熔化了这块巨大的陨石”时，竟然说“这是秦帝国在整个反复辟过程中最为血性的一次镇压”，答案已经清楚。想不到经一位批判者的提醒，在小说里有更多骇人的议论，选择一段照抄在这里：

　　李斯，《性恶篇》之振聋发聩，却在于老师揭示的人世种种丑恶，在于老师所揭示的恶欲的无处不在的强大根基，在于性恶论给自己的惕厉之心。老师在《性恶篇》中反复论证的六则立论，一开始便深深嵌进了李斯的心扉：一则，人性本恶，无可变更；二则，善者虚伪，不可相信；三则，利益争夺，人之天性；四则，人有恶欲，天经地义；五则，圣人小人，皆有恶欲；六则，圣贤礼义，积伪欺世，效法必败。总归言之，老师的《性恶篇》在李斯心中锤炼出的人生理念便是：人为功业利益而争夺，是符合战国大争潮流的，是真实的人生奋争；笃信礼义之道，则是伪善的欺骗，结果只能身败名裂。李斯深信，师弟韩非若不是探刻揣摩了老师的性恶论，便锤炼不出种种触目惊心的权术防奸法则。李斯也一样，若不是以老师的性恶论作为立身之道，也不会有人生煌煌功业。在灵魂深处，李斯从来都坚定如一地奉行着自己的人生铁则。今日，有必要改变么？（《大秦帝国》第六部）

　　我真的不想再多说什么了。说这些话，对我已经够痛苦的。规劝孙氏有意义吗？我以为没有。剩下的，只有我的无尽感慨，这就是：

　　经历过“文革”不等于就可以轻松地告别“文革”。

　　说痛恨“文革”不等于就能从思想上肃清“文革”的毒害。

　　如果不清理“文革”思维，“文革”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

　　写毕于2012年4月15日深夜■

录入编辑：陈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