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式作家的出现，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吴晓波

《凌志军文集》（共九册）　　凌志军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第一版　　3188页，348.00元

　　凌志军成名是因十年前的《交锋》。

　　1998年初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重大时刻。在上一年，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发动对泰铢的袭击，东南亚各国连续着火，诱发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经济面临严峻考验。年初，朱镕基升任总理，他提出力保人民币不贬值，并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从此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二十万家企业的产权私人化，一时姓“公”姓“私”的争论卷土重来，朱镕基面临空前压力。他在年初的两会上慷慨坦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明眼人都知道，这场产权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需要正本清源。

　　便是在这样的敏感时刻，《人民日报》的两位评论员马立诚、凌志军出版了《交锋》。他们将发生在1997年的大争论看成是继1978年、1992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并断定“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交锋》一出，洛阳纸贵，成为当年度最畅销的时政图书，正版及盗版书铺遍市井街巷。它为主政者提供了改革的历史逻辑和理论依据，使得争论很快被压下去。在我的记忆中，建国之后，中国记者在重大历史时刻对国家命运的整体思考，以此为影响最大。

　　这本书让四十五岁的凌志军走上了时政作家的道路。其后出版的《呼喊》、《变化》、《沉浮》等书，无一不是畅销一时。

　　凌志军的众多著作均为呕血之作，几乎部部可圈可点。

　　他本人对《变化》一书最为得意。此书是1990年到2002年的“中国实录”，时间跨度从邓小平南巡前的中国到加入WTO之后的中国，俨然是一个轮回中的大跌荡，他的此次写作已经具备了大历史观的格局。

　　他说：“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

　　在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历史不再徘徊》和《沉浮》。

　　《历史不再徘徊》是一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专著，出版于1996年。人民公社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当今史家中，西方学者以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研究最深，国内则以凌志军和罗平汉（他写了《农村人民公社史》）的创作最为细致和深刻。凌志军将人民公社的试验视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同理想”的一次“总失败的记录”，其笔意凌厉，动人心魄。在书中，他用大量的事实，对大寨经验和陈永贵进行了彻底的抛弃，在当时的时政环境中已是十分勇敢。

　　凌志军自述为此书耗时七年，“终于完成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色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每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读到这里都会心有戚戚。

　　他的《沉浮》一书，是1989年到1997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在图书界的名声不如其他作品，但是在我看来，它的史料价值以及对凌志军的思想研究却是十分的珍贵。甚至，这是职业记者的一部教科书。

　　《沉浮》在体例上采用的是十分怪异的笔记体。凌志军从1989年1月起，每个月都对当月的时政事件进行记录和评论，其字数从两千字到五千字不等，这些文字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只是作为私下的手记。他说：“在旁人看来，一个记者，没完没了地写些不为发表的东西，是一件奇怪的事。其实，也不怪。中国人心里所说和嘴上所说的，有着很大的距离；私下所说和公开所说，又有着很大的距离；公开所说和报纸上可以发表的文字，还有很大的距离。记者提笔为文，总须把这三个距离加在一起，结果就免不了被人指为不能如实做人作文。这是我们国家不少记者憋在心里的一个苦衷。”于是，凌志军用每月写作“私人备忘”的方式，来捍卫职业记者的操守和尊严。

　　我在写作《激荡三十年》时，曾经把《沉浮》翻烂，这是我引用最多的图书之一。我常常惊讶于凌志军在急就章式的写作中，所展现出来的通透的历史观和时政判断力。他在1989年初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不祥之感，在1992年1月的《元旦献词》中嗅出了微妙的政治变动，在1997年9月的“十五大”召开期间，就对第三次思想解放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些文字在日后读来有强大的力量，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有历史坐标感和独立价值观的作者。

　　在完成了数部畅销一时的时政著作后，凌志军转入商业写作领域，相继出版了《追随智慧》、《成长》、《联想风云》和《中国的新革命》，其中后两部不出意外地成了当今财经写作的标杆。

　　《联想风云》是一部得到联想公司授权的正史类作品，凌志军因此得阅众多联想档案，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他必须与被采访者达成某种妥协式的默契。这种“两难”是所有公司史创作的一个无法绕开的“陷阱”。凌志军穿越其间，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他实现了忠实记录历史的目的，同时也没有让被采访者陷入尴尬。柳传志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从当初邀请你来公司看一看，到现在这部作品的出台，你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认真的工作精神，给我以及其他联想的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当初承诺的，你在书中对一些人和事所做出的结论，我们不会也不应该给予更多评价。”我常常将这段文字发给有志于企业史创作的作者们，并视之为写作者与企业家在创作立场上的一个“标准答案”。

　　在我看来，《联想风云》是迄今国内写作最成熟的公司史，堪称经典，其考据之详尽，论述之细微，格局之庞大，没有别的作品比得上。很多公司史的书籍过了两三年就不能再读，而《联想风云》却是所有研究联想者无法绕过去的作品。

　　《中国的新革命》是凌志军以中关村为关注点，描述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一部作品。为此，他花费了三年的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曾五易其稿，在最终出版的时候，将最初的一百二十万字，压缩到成书的四十五万字。在初读此书的时候，我曾经很激动地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做记者或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这是一个肯下死力的人——我从来对这样的人充满敬意，资料工作做得很细，而且边记边思，有自成体系的思维逻辑。他的《沉浮》和《变化》是两本很奇特的书，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他新出的《中国的新革命》写的是中关村，关于这个主题之前有数人写过，凌志军此次出手，显然遥遥凌驾众人之上。他研究了众多的材料，访问了大量的当事人，对中关村的二十六年历史做了目击式的记录。这真是一部让人致敬的作品。”

　　也是在这部书出版的时候，传出凌志军身体不佳的消息，就在书稿杀青后不久的两个月前，他检查出患上了脑瘤。

　　凌志军的文字可谓“信史”。我在新华社曾经服务多年，深知在《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社这些机构工作，或受种种官方思维羁绊，但是在职业训练上却是十分严格，在写作上，讲究字字都有出处，基本丧失了“虚构的功能”。当代很多重要的时政作家、思想家，如李慎之、吴象、李普、胡绩伟、萧乾、杨继绳等多出自这两个机构。他们被称为“两头清”——年轻时清醒地参加革命，离休后清醒地支持变革。

　　与上述诸公相比，凌志军已属晚辈，不过，因为阅历的不同，他在品格上具有更强的独立性。

　　凌志军出生在一个家境不错的家庭，父亲十八岁投奔共产党，解放后常年在报社工作。凌志军回忆说，父亲性格开朗，每天总是笑声朗朗，但是后来笑声却渐渐少了，终日沉默寡言，总把双眉紧锁，身体越发消瘦，人家都说“人到中年瘦是福”，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与“福”无关。凌志军本人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文革”开始后，被迫中断学业，少年离家，先在农村做电工，后来参军，白天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腰酸背痛胳膊红肿，晚上却又不敢早睡，蒙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学习数理化和英文。

　　1978年夏天，凌志军被调回北京，到新华社当记者，那天清晨他冲进家里，告诉父亲“子承父业”的消息，以为父亲会高兴，不料父亲了无笑容，仍然沉默。七年后，父亲罹患癌症，弥留之际用枯槁如柴的右手拉住他的衣角，说：“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

　　透过这些细节，我们能够更深切地触摸到凌志军的精神世界，了解到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凌志军，他已不为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所动，言己所能言，写己所愿写。

　　凌志军式作家的出现，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近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迄今还是一个带有很强空白特征的学术领域。即便是费正清耗费二十年编著而成的《剑桥中国史》仍是由多人创作、以主题为板块的整合之作。美国学者史景迁的中国研究非常出名，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等书各有千秋，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对近代上海及民国政治的研究也让人叹服，不过，他们还没有发愿去完成一部严谨的通史类作品。其他如徐中约、黄仁宇等华裔学者的著作，论及当代中国，仍有语焉不详、隔靴搔痒的地方。

　　在国内，如当年梁启超、胡适及钱穆那种视野开阔、笔力雄健、善言敢断的史家已久不得见。凌志军的写作继承了独立、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多年的积累中，形成了众多知识模块，他在时政史、商业史和思想史上的努力已灿然结果，若身体康健，假以时日，其前途远大让人憧憬。

　　2009年是建国六十年的“大庆之年”，图书界实在需要一部具有纵深感和强大文本力量的作品，举目国内，我总觉得凌志军是最适合的人选。凌志军说，早在六年前，他就已经在构思类似一本书了，可惜现在因身体的原因，已难完成。

　　但听友人说，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凌志军的脑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不过他身体还是很虚弱，需要长时间的休养。

　　这是我近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之一。■

凌志军像 李媛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