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必须采取紧缩政策，对此不应该怀疑。

　　余永定

　　记得直到去年7、8、9月份，学界还不认为通货膨胀是问题，仅仅是讨论了一下，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现在大家都认为，通货膨胀确实是问题了，咱们经济学家应该把当时说的话拿出来分析一下,当时为什么错了？为什么犯这个错误？为了不再犯这个错误，应该在思想方法上做改进。

　　不该把通胀归咎于猪肉

　　现在，通货膨胀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了，它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威胁，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目前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如果把它说是成本推动，从表面上看是对的，但是仔细分析以后会发现虽然有成本推动的因素在里面，但根本上是中国经济过热造成的。
　　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绝对是超过了12%，可是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没有谁能够提出一数据或者一个严格的理论文章来论证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我现在也没有拿到。不能想象中国这样大量浪费能源、污染环境的增长方式能够出现12%的潜在的经济增长。既然现实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就经济过热了，当然就出现过度需求了，就要产生通货膨胀。
　　现在人们将通货膨胀归咎为从猪开始。表面上看，农民不愿意养猪确实是供给减少了，可是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养猪了？为什么养猪的生产条件不能改善？这跟中国经济有关。农民工可以在深圳挣很多钱，可以在上海盖房子，为什么养猪呢？如果中国出口收入很高，企业能挣很多钱，为什么把资源放在养猪那里去呢？
　　在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微观经济方法代替宏观经济。如果从微观的市场出发分析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停止在那里。由于农民不养猪所以猪肉价格上涨了，所以你就说中国整个经济之所以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过剩，这是完全错误的。非常遗憾，很多同志都在犯这个错误。
　　当猪肉价格还没有上涨的那几年，房地产价格不是一直在猛涨嘛，这里有上万亿规模甚至更多，这么一个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供不应求，我们却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剩，而不及房地产市场规模十分之一的猪肉市场出现涨价，才说中国价格上涨，太局限了，太教条主义了。因此，光看CPI指标是不对的，CPI指标不能真正的衡量整个经济的程度到底是不是需求过度，房地产价格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价格管制只能推高通胀

　　此外，也不能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全部归结为货币。货币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我们的投资增长可能过高，而且年年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过去我问国家统计局，他们说咱们的投资是占GDP的48.6%。同时我们被告知，供应增长速度依然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房地产投资，它对于中国经济起到了重要影响。其中，各级政府的原因是最重要的。你到内蒙、陕西、青海、甘肃去，看八车道的柏油马路，这么搞下去经济怎么会不过热？以房地产和城建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是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
　　还有是我们的进出口增长速度太高了。中国的出口占GDP比重为45%左右，美国和日本的总贸易占GDP都是2%左右，出口是10%左右。并且，中国60%的出口产业是外向型的，生产的东西就是专门卖给国外的。过去经常是出口转内销，现在虽然也可以出口转内销，但是能转的成分越来越少了。事实上，国外的需求本身就是中国需求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毫无疑问是需求大于供给了，这就要进行货币紧缩政策。把货币紧缩了，房地产企业得不到必要的资金了，开发、买房、建设没有资金，农民在那里找不到活了，自然回家养猪了。当然，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资源可以从其他部门转到农产品部门，供给就会增加。所以必须采取紧缩政策，对此不应该怀疑。
　　要抑制通货膨胀，最终要不要物价管制？我强烈认为，很多物价管制措施是完全错误的，这种管制只能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而不能解决问题。让香港人到深圳打油，中国产油的企业不去生产油，不是让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吗？怎么办？只能是让汽油价格上涨，必须要提高。北京的车已经开不动了，还是这么低的汽油价格，大家拼命地买汽车，你这不是破坏中国的环境吗？
　　现在，要做相应的价格调整，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要不然你涨我也涨，中国会出现恶性通胀。当然，开放汽油、农产品等的价格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这是政治家的责任，他必须要了解民众的接受能力。

　　今年经济增速可能是9%

　　中国是世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最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这恰恰是中国国内需求过剩的一个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是由于原材料、汽油价格的上涨。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钢铁工业？为什么让铁矿石涨呢？我们这么做是不对的，许多都便宜国外人了，亏了自己。中国的很多钢铁厂大量污染环境，还能挣钱，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这些企业出口钢材赚钱是在补贴美国人。
　　因此，国家领导人说的“三个转变”是绝对正确的，如果不搞“三个转变”，世界现在这种格局还能稳定，美国还能过好日子，我们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没有发展的后劲。
　　至于次贷危机，美国经济增长放慢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速度放慢，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同时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又影响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从而也会影响对于中国的出口。出口减少了，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假设美国经济下降0.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将下降0.9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货币紧缩政策也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并且人民币还在升值，升值必然也对出口造成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以上三点加在一起对GDP的拖累大概不会超过三四个百分点。所以温总理说的8%是有一个余地的，把经济增长速度压得这么低，意味着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采取紧缩政策来紧缩我们的经济，这个思路是对的，实际上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保持在9%左右。

　　必须要采取紧缩政策

　　确实，美国的次贷危机会使我们的经济降温，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方向。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出口增长下降会减轻经济中过度需求的压力。不过，这并不能代替货币紧缩政策。
　　第一，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不一定意味着流动性的自动减少。流动性过多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出口减少了，资本流入还多呢，通货膨胀可能还在，必须要采取紧缩政策；第二，出口加工业在中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出口下降，生产还在运转的话，就不能改善供求状况；第三，通货膨胀有自身规律，出口下降并不能改变这个过程，政策方向不应该改变。
　　货币紧缩政策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划定资本流动的管理；第二个，汇率政策；第三个，央行对冲政策；第四个，利率政策。我觉得首要问题就是中国的资本管制。这个问题上我是比较保守的人。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看得太多了，害怕重蹈覆辙。我主要怕境外资本突然跑掉，使中国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放弃严管，会增加央行调控的难度和压力。所以我认为，资本管制作为第一线，能挡就挡住，不要轻易放掉，好歹对提高交易成本能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资本管制完全无效，最好就把他放了。但是现在资本管制到底是否有效果，现在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希望外管局可以对资本的流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答。据我所知，两个关键的部门对于相关数据的统计数字几乎差了一倍，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回答。
　　去年外管局出了一本报告，说中国的外汇管制基本上是有效的，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继续维持它，如果外管局说没有效果，那就放了。很多经济学家不理解，老认为中国出口到美国减少了，中国人就吃亏了，这简直是傻透了。
　　美国现任财政部部长助理有一篇文章，说美国老骂中国低价出口商品是不对的。因为美国买了中国的廉价商品，中国又给美国提供资金，使美国的房地产不断繁荣，美国的好处这么多，为什么埋怨中国人呢？道理在于美国知道你越让中国人干什么，中国人偏偏不干什么。无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使美国的好日子能够维持下去的方法。
　　我们对这个事情应该清楚一点。现在很多人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就觉得不得了了。大家还记得“十一五规划”指出要在2010年基本实现贸易平衡，没有贸易顺差，或者只有一点贸易顺差。到底“十一五规划”还有效吗？我们不就是要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吗？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害怕什么呢？
　　至于外汇储备，挣了外汇干什么？卖给央行了。央行再买美国国库券，美国又在中国投资。这种盲目的把出口作为政绩，一味追求出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还看不清楚，认为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对就业有影响。

　　经济转型要下决心

　　我们从2003年谈升值，谈了五年了，好机会错过了。从2005年到现在又过去三年了，我们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什么时候是头呢？办法是有的，我们可以让一些企业破产，让一些企业转产，有些企业工人避免不了失业是没有办法的。对此，我们有财政政策解决，我们有很多办法，为什么害怕呢？
　　我是1995年回国的，当时吴敬琏先生让我写一篇文章谈中国宏观经济的改革，经济增长的战略结构调整。当时一看，这种提法在1960年代就提了，变粗放型为集约型，现在已经提了40年了，情况却愈演愈烈。我们必须容忍经济的下降，同时我们也要想尽办法减少痛苦。不要想回避，否则中国永远没有办法发展。北京我现在都不愿意去，空气污染太严重，这样的GDP有什么意义？
　　我当时提一个建议，把中国所有的进出口的产品都扔到大西洋里面，挖坑创造100块钱国民总产值，埋又创造100块，这样GDP不就有了吗？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就是挖坑又埋，我希望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盲目追求出口的政策必须要改。
　　最后说一下利息率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中国实在有必要调整利息率。如果你是退休的工人干部，存在银行的钱天天在贬值，你怎么想？这是社会公正的问题。我们讲改革，为什么利息率进一步的自由化不做呢？其实是可以做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自然也要调整贷款政策。通过下达指令，要求你贷多少，他贷多少，这样资源配置怎么改善呢？
　　所以我觉得利息率的自由化要加强、要加速，不过不是一下子解决，因为它有副作用。不应该考虑利息率上升会出现问题，就不上升。
　　综上所述，我希望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总的战略方向，必须要实现中央所提的“三个转变”，这是必须要毫不动摇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考虑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往哪个方向偏。经过充分的讨论，中国的方针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们还可以保持10年~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其昨日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入和我国经济的走向”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