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新近出任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兴办的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践 “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理念本是常识、常理，但在中国背景下，宣称践行常识却引起众声喧哗，原因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学生态已经太不正常了。

　　大学生态恶化，每个有正常感觉、正常思维和尚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都感同身受。以我所在学校为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业都须经一项重要环节——社会实践，而这一活动是由学校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学系，所有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都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故此我们向学校有关部门要求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免将宝贵的暑假时间用于不关涉专业、不切合实际的“实践”过程。但是在当前的“全权”体制下，我们年年打报告，年年被驳回，专业和学术完全没有发言权。

　　这其实只是大学生态全豹之一斑，“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趋势体现在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行政指挥棒每日在我们头顶打转：昨天是每个导师要给自己的博士生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今天是博士生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方可答辩毕业；明天是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后天可能又来了××评估检查。此外，还有种种招数层出不穷——申报硕、博士点，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级重点学科，申办××基地……叠床架屋、花样翻新，似乎永远没个完。而对这些数不胜数的规定、要求、招数，我们从来不能问一声：它们从哪来的？谁定的？依据何在？ 

　　大学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象来自于至上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宰、权力通吃。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能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趋之若鹜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

　　从那么多教授、学者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从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学而官或官而学，从那么多毕业学子看好公务员，甚至数千人争抢一个位置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而作为官外人，作为体制边缘人，作为“白丁教授”，我们却不知所措，无计可施。面对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我们、监控我们、恶心我们。面对不合理的种种规定、指示、要求，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想方设法、东拼西补，变通也好，妥协也罢，最后应付过去了事。而这次对付过去了，不知下次又会来什么“工程”、“计划”，只知道权力支配的学术“大跃进”一定会来。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就像朱清时先生打的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参见200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其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委顿的，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统统被卷入水底。

　　“教授治校”的倡导着眼于长远的、建设性的教育发展和学术创新，实践这一理念必须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着手。否则，有人会说，现在的高校，从主任、院长，直至校长，无一不是教授，“教授治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嘛！概而言之，体制弊端不除，高等教育没有希望，“教授治校”只能是空想。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