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发自成都)                

　　绵阳九洲体育馆安置的大多是北川县城及周边城镇的灾区群众。天气很热，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体育馆的阴凉处，或聊天，或看电视或假寐。他们倒是不担心洪水，他们说政府把他们安置在这，肯定是安全的。但是他们怕地震，轻微的余震在人群中都会激起强烈的反响。

　　6月5日下午，青川发生5.0级余震，绵阳震感明显。当时，我只是觉得一阵目眩。可整个九洲体育馆的人群却开始骚动，无论在做什么，几乎都往外跑。剩下的，都是心灰意冷的人们。当时正和我交谈的是一名50来岁的男子，余震发生时，他没有跑，甚至没有动的意思。他的妻子、儿子都在地震中去世了，留下了他。他说，余震有什么可怕的，他甚至希望余震真的能让他跟着妻儿一起去。

　　我的主要采访任务是写讣闻，面对失去亲人的他们，我时常控制不了我自己。汶川大地震过去近20天，他们的情绪大多稳定了，平日里也能谈笑风生。可是，说起地震、说起遇难的亲人，他们悲怆的眼神、哽咽的声音，甚至一个无奈的笑容，也让我痛及心扉。

　　有天，在九洲体育馆10号区域，我看到两名神情黯淡的女人。她们并排坐着，没有说话，目光漠然地望着过往的人，没有焦距。交谈中，我知道她们是姐妹俩，北川县曲山镇人，目前住在九洲体育馆绿化带的帐篷里，因为中午太热才到阴凉处来乘凉。她们的儿子都在地震中离开了，一个初一、一个初三。两位母亲眼睛泛着血丝，我几乎可以想见，地震发生后，她们度过的是一个个不眠之夜。诚然，我没有子女，无法深刻体会灾区群众的丧子之痛。但是，她们眼神中透出的凉让我觉得无法承受，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心痛啊。

　　妹妹30岁左右，穿着素色的丝绸上衣、黑色裤子，头发、指甲都整理得极好，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注重形象的女子。和她们待在一起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交谈不到十句。谈话中，我甚至无法听清楚她儿子的名字，因为刚说了一个字，就剩下哽咽。用我并不宽阔的肩膀将她搂住，她极力想让自己保持镇定，可是最终她还是趴在我肩上大哭一场。姐姐则在一旁轻轻抹着眼泪。我不知道他们的丈夫在哪里，我也不忍心问，我怕答案又是天人相隔。

　　那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能说什么，只能笨拙地轻拍她的肩膀；那时候，我只想分担她的痛苦。短暂的哭泣之后，妹妹抬起头，理了理头发，艰难而勉强地对我笑了笑，说：“不好意思，弄脏了您的衣服。”我无言以对，轻轻摇了摇头。

　　我就这样坐在姐妹之间，轻揽着妹妹还有些起伏的肩膀，沉默着。我想，这时候任何语言都是徒劳，或许有个人坐在她们身边，她们能感觉到些许的依靠和安慰。

　　那片小小空间里弥漫着的悲伤让我喘不过气来，周围嘈杂的人群似乎都不见了，那片空间里只剩下静谧，时间过得极慢极慢。来四川之前，我总觉得自己多少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但那一刻我意识到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面对他们，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

　　之后的两天，我一直不敢去那里，我怕再碰到那两姐妹，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们，面对她们的悲恸。（作者系本报记者，6月1日赴成都，已为多位地震遇难者撰写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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