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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力量首先对应的都是一种公民权利。今日中国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就在于个人与社会从国家和政治中不断寻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地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熊培云
北京奥运落下了帷幕,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虽然运动员才是奥运会的主角,但比赛要进行得顺利,离不开志愿者们的奉献与服务。据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统计,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赛会志愿者的报名人数超过了112万人,创历届奥运会之最。最终,有10万人成为赛会志愿者,为奥运的顺利举行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为87岁。
所以,就在人们热情讨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笔者不忘去赞颂“民间力量是个好东西”。无论是在2003年的“非典”,还是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民间力量的参与对中国社会安全与稳定显然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来自民间的真实信息戳穿了卫生部某些官员的瞒天过海;后者,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5月12日,当“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出仅两个小时后,南京的慈善企业家陈光标便立即派出救援车队赶赴现场救灾。而且,车队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灾区,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回顾此次地震发生后的种种,从灾民自救到公民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陈光标与其他无数救援者殊途同归地向政府、向全世界展示了民间社会在化解危机时具有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自觉与力量。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相信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元朝官吏张养浩的这一句千年长叹。然而,在深沉的人文悲怆之后,最需要回答的仍是:为什么“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18世纪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同样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君主为了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柏克的这段分析并不难理解,翻译成现在时兴的理财家们的观点就是——不能把国家这筐鸡蛋全部装在同一个篮子里,否则一旦危机来临,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这一点,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同样可以获得一些类似的印象。为了实现集权统治,中央政府割断民间的横向联系,将个人与社会完全纳入到王权羽翼之下,社会自发自为、自由自我的发育与拓展因此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长此以往,人们便养成了凡事都得听命于政府的惰性与奴性,创造力消磨殆尽。是故,当外敌来犯或者其他危机来临时,社会自救通常难以有序展开,于是中央政府垮了,整个国家与社会也便垮了。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政府不过是民众缔约产生的一个民意执行机构,人们在让渡其部分权利以服膺政府这个“权宜之计”(梭罗语)时,并不意味着政府有能力代行一切。世界上没有超人,更不可能有由政治超人组成的“超政府”。显而易见,人的内心有一种救济冲动或者救济本能。当大的灾难来临时,尽管不乏浑水摸鱼者,但在整体上人们还是会同舟共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这种救济社会、参与社会的本能并非只在大的危机时才会出现,而是一种天然权利。
回到柏克上面的提问,事实上,与他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如人意苦恼不已。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进入现代社会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全能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拓展社会力量,发育社会文明。
历史一次次证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与此同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关于这一点,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已是见证。
由此可见,社会力量的成长,不仅是一个国家完成转型的主要动力,同样是其在转型过程中不断消化危机的重要保障。这也是已经完成现代性转型的西方国家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之原因所在。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转型安全与否,关键仍在于社会是否能够拥有并守住自己的底线,能否形成一种人尽其权的救济之网。
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的三十年,是中国民间力量崛起的三十年。当然,民间力量并非只为维护稳定而设,无论是与此相关的财富的力量、思考的力量、自治的力量、社会自我组织的力量、传统的力量,它们首先对应的都是一种公民权利。今日中国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就在于个人与社会从国家和政治中不断寻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地。一个赏心悦目的变化是,过去的“有国家,无社会”、自上而下的单向权力关系开始向横向交际的权利之网转变。而且,这张权利之网所指向的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而是一个在开放中共担自由与责任、共同成长的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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