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乔新生 

　蒋立冬 绘

　　近来，一些学者依据某些新闻媒体的统计数字，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继续改革开放，甚至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只有退回到平均主义的年代，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这些学者忧心忡忡，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发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否定改革开放自身的程度。

　　把社会上的一些不满情绪放大为中国出现了“反改革开放”的思潮，未免有些言过其实。然而就行政体制改革而言，确实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止步不前的状况，究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已经触及到了行政体制深层次的问题。

　　国务院秘书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委员马凯25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表示，深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要严控编制。为什么要严控编制？因为多年以来的行政体制是只进不出，每年百分之几的淘汰率，使得政府机关始终脱离不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历史怪圈，在机关内部积累了一大批政府官员。这些政府官员中的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他们不愿意继续推动改革，因为除了论资排辈、按部就班晋升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前途。由于这些人长期在机关生活，也不具有从事其他工作的技能，所以，只能在机关内部坐等养老。曾经有一位在岗位竞聘中落选的高级官员，不无感叹地说，当年大学毕业，以为进入国家机关是最好的选择，现在才发觉，担任大学教授或者下海经商，才是终身职业。但是，长期的机关事务性工作，已经“武功”全废，既没有能力到大学教书，也没有能力下海经商，所以，只能看着自己的徒子徒孙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坐等退休那一天。

　　笔者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是“半导体”体制，只能进不能出。这样的体制不但加剧了行政岗位竞争的残酷性，而且埋没了一大批潜在的专业人才。假如能够建立适当的机制，让这些政府官员及时退出行政岗位，那么，不但可以节省大量的行政开支，而且可以使整个社会运行更加顺畅。

　　在湖北通城县曾经实行过党政干部集体下海经商的尝试，到现在为止仍然实行“打工经济”，并且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一个小的行政区域范围之内，进行这样的行政体制改革，很容易取得成功，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复制，恐怕会出现许多问题。某些地方鼓励干部经商办企业，已经出现了新的政企不分，而干部打工不仅容易形成不正当竞争，而且会损害政府官员的形象。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在鼓励各地继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尝试的同时，逐步摸索出一套适用于全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法律制度。

　　笔者的设想是，在公务员法修改时，可以考虑实行类似于“复员转业军人”的制度，当公务员工作到一定年限，职务晋升缺乏岗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复员转业，定期从国家取得转业费，并且可以自由地从事其他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可以解决公务员的后顾之忧，避免在政府机关苦熬年头。当公务员竞争岗位被淘汰时，可以考虑复员转业，在自己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从事其他工作。如果年纪较轻，还可以考虑到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学习从事其他工作的技能。其次，可以改变行政机关人浮于事的现象，节省政府行政开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第三，可以减少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本。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差额选举越来越普遍。在选举过程中，由于落选者只能在行政机关原地踏步，而竞争对手则直接变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所以，在选举过程中，不时出现你死我活的暴力事件。假如能够给那些竞选失败的公务员体面的退路，那么，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本将会降低，民主政治的发展将会减少阻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试图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但这种改革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当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会出现悖论——改革触及到改革者自己的切身利益，改革难以持续下去。因此，在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的改革中，不能继续奉行行政主导改革原则，而应该在尊重公民自主权的基础上，逐步推行宪政原则，将公众的普遍愿望转化为社会共识，并且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凝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