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博士

　　掌握乃至垄断着信息传递技术优势和主流媒体渠道的国家，将因此获得更大的优势，而对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来说，能够勉强与之抗衡的，几乎就只剩下了凭借国家主权所建立起来的最后的防线。

　　2009年7月18日《纽约时报》披露了一条很值得玩味的新闻：知名网上商店亚马逊集团运用事先设定的权限，在无需得到最终用户确认的情况下，远程删除所有电子阅读器Kindle上的两本书，这两本书恰恰是知名作家奥威尔描述运用技术控制信息自由的作品《1984》和《动物庄园》。

　　这揭示了掩盖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背后的重要问题：在缺乏外部保护的情况下，人们所享有的信息自由实质上是非常脆弱的，掌握了不对称力量优势的行为体，有着多样化的手段能够塑造信息环境，控制信息流动，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将近4个月后，在庆祝捷克所谓“天鹅绒革命”若干周年纪念的时候，《纽约时报》刊发文章的标题是“庆祝一场植根于谣言的革命”，文中披露的内容显示，这场革命的源头，是一个至今无法被证实是否存在的谎言。借助对信息流动的掌控，以及对民众心理的深刻分析，凭借最终看来是子虚乌有的大学生被杀事件，就足以不流血地颠覆一个政府。当初参与传播这则谎言的记者坦陈，从专业角度来说，传递这类谎言是“错误”的，但因为能够凭借谎言和平颠覆体制，所以他不感到“遗憾”。

　　这两则报道显示了信息时代所谓“信息自由”背后的部分真相与实质，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但借助于巧妙运用特定技术，政治运动中行为体之间的能力差距变得更大了。

　　多数情况下，确信自己正在享受信息自由的用户，其实正处于被精确操控的状态；而当掌握着技术和组织优势的行为体隐匿在大量普通用户中来设置政治议程与话题时，普通用户几乎没有任何察觉，更不要说反抗的权利了。

　　在国际舞台上，这预示着掌握乃至垄断着信息传递技术优势和主流媒体渠道的国家，将因此获得更大的优势，而对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来说，能够勉强与之抗衡的，几乎就只剩下了凭借国家主权所建立起来的最后的防线。

　　最近成为美国国务院新宠的Twitter，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就商业模式来看，Twitter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2009年被誉为“史上最牛实习生”的英国15岁男孩罗布森在摩根士丹利实习期间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年轻人“不用Twitter，即使注册了账号，也不爱用，因为用手机更新Twitter太花钱，有这钱还不如给朋友发短信。此外，他们认为在Twitter上发布信息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会看他们的Twitter主页”。看过这份报告之后，后续的追问就会变得很有趣：究竟是谁在使用Twitter？在Twitter上发布的信息，有多少是来自“普通网友”的消息，有多少是某些特定圈内人士自娱自乐或者用以漂白来源，乃至操纵舆论的产物？

　　即使没有这些问题的确定答案，仅仅是提出这些问题，对于Twitter未来的发展来说，都不是一种利好的消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如果最终Twitter被贴上了“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最喜欢的专用工具”的标签，恐怕就是足以致命的死亡之吻了，因为从技术上来说，模仿建立一个不叫Twitter的“推特”并不困难，当被沾上了颠覆工具嫌疑的正版“推特”无法进入国境的时候，山寨版“推特”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城掠地。

　　即使从网络自由方面来说，也不能简单地用是否能自由使用Twitter来衡量，在忽视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过于热切地将新出现的媒体工具看作是满足特定国家利益的工具，恐怕最终演变成捧杀的悲剧。

　　就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从无线电和卫星电视信号转播的时代开始，国际电信联盟就确认了国家对其国境内传播的信息和信号有权进行管理，他国无权干涉。互联网的出现，并未自动消除国家的这项权限。通常，在信息传递博弈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比较容易倾向采用封闭和阻断的方式来避免某些强势信息的强力渗透；而确信掌握了有效信息引导和操纵技巧的一方，则会要求“公开”和“透明”，从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这就像1840年代英国敢于为了“自由贸易”而对落后国家大打出手，今天却是由中国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大声疾呼“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不变的是国家利益。

　　中国从1992年开始就积极谋求接入互联网。导致互联网的有效资源无法被持续、稳定、开放使用的真正症结，在于美国等国家对互联网奉行的工具主义态度和双重标准。

　　美国借助国家安全局的“梯队系统”获得了监控全球每天10亿次电子通信的技术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仍然继续坚持和使用在冷战时期发展与完善起来的和平演变作业模式，并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名义下资助和鼓励具有颠覆和领土分裂倾向的活动分子向中国境内发送颠覆性邮件，组织策动相关活动，不惜以此让中国面临“清晰而直接的威胁”。

　　这对中国的决策者构成了重大的安全压力，基于此种情况下采取的控制信息流动的措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如美国政府隐秘地监控着所有访问伊斯兰极端主义网站的网络浏览记录一样，单纯施加压力要求中方开放，却不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保护国家主权与适应信息时代新媒体挑战之间寻找必要的均衡点，显得更为重要。

　　消极地切断源头，效果或许立竿见影，但正如在“3·14事件”之后视频媒体Youtube上出现的驳斥达赖集团谎言的视频所证明的那样，网络的交流、他者的偏见，并没有让年轻的中国网民轻易迷失，更不要说“被演变”，相反激起了其更加明确的自我认同和反馈。在这种碰撞和反馈的过程中，今日中国真实的信息才能以可信的方式让世界了解，推动两者良性互动。

　　简单的封闭或许只能使那些粗制滥造的谎言充斥西方互联网的世界，从长远看，这显然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如何自主而渐进地探索一套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网络管理模式，才是一项真正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