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杨导说搞创作的人必然很脆弱,因为他们作品最敏感真诚动人的就是靠这些。但是别人很难从这个观点理解个人行为,只有靠作品。这证明他了解自己的脆弱。
——摘自1990年6月23日
鸿鸿日记

升大五前的暑假,我获得恩师赖声川推荐,进了杨德昌《恐怖分子》导演组,一圆他的电影梦。那年夏天,台湾电影生气蓬勃。除了《恐怖分子》,同时侯孝贤在拍《恋恋风尘》,张毅在拍《我的爱》,丁善玺同时在拍《八二三炮战》和《国父传》,全都是中影出品。
即使是第一次跟片,我也看得出来,中影给《恐怖分子》的制片组非常脱线。开拍多时,还有许多场景没找齐;有些角色,快拍到了还没选定。不是忘了发通告给演员,就是要拍的道具车没来;要拍旅馆,原看好的房间竟被租了出去,得等客人退房才能开工。明明要拍夜戏,却把大家一早叫到现场。这样胡搞瞎搞,导演发脾气走人,已经是家常便饭。
挂名“编导顾问”的陈国富,事实上每一场开拍前,都躲在导演车里修对白,然后才把热腾腾的新剧本交给演员背。陈国富当时写了不少观点新颖的影评,也是我的偶像。小野是原始编剧,他想为《恐怖分子》出一本书,杨导于是叫我去查年初的新闻,一个台湾少数民族少年把洗衣店老板一家三口干掉的事件,我才晓得,原来《恐怖分子》的灵感源自汤英伸。这个“人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的概念过小野一手,为主角加上了医院的背景。
《恐怖分子》是杨德昌最后一部事后配音的电影,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才开始同步收音。因为配音,所以才能请港星缪骞人当女主角。当时她以关锦鹏的第一部电影《女人心》深获好评。除了缪骞人,几个主要男演员都出自剧场:李立群、金士杰、顾宝明,应是由于杨导好友赖声川的推荐。杨导对缪骞人的细腻演技赞誉有加,却嫌弃李立群“比手画脚”的过度表演。“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去‘演’,只要‘存在’就尽到功效了,因为镜头、剪接都会共同说话。”
杨导又跟我说,电影技术不难,他六个月就能倾囊相授,重要的是“敏感,对社会、经济的认识”。几年后,杨德昌在筹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现我已经在写电影剧本,便把我拉去讨论《牯岭街》。他的编剧方式,让我狠狠上了一课。每个人物都要建立完整的背景资料,再依之细细推演他们每一刻可能的真实反应,直至环环相扣,毫无废笔为止。
我和杨导同为天蝎,却远不像杨导那样一丝不苟地检验每一个人。去高雄勘景时,大家踏入一间酒吧,看到正在放“赛门与葛芬柯演唱会”(Simon & Garfunkel,美国乐队——编者注),杨导立刻说保罗·赛门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不屌的事。我深觉,杨导正是以此自我期许,才会不断自我挑战,推陈出新。就这个标准,杨导认为黑泽明是越老越糊涂,雷奈却越老越清楚。又觉得小津名过其实,成濑才真正厉害。对于用东方美学魅惑外国观众的做法,他深深不以为然。杨导的名言是:“有种就用钢笔写文章让人家佩服,不要用毛笔。”我很佩服他的坚持,但仍忍不住觉得,毛笔也挺美的啊!
杨导的生活中保有许多美式作风,如定时打篮球,喜欢戴棒球帽,喜欢吃快餐餐厅如Friday's和Dan Ryan's,泡美式夜店如Hard Rock。不过他自我澄清说,他和赖声川深受影响的其实不是美国文化,而是1960年代,那种关怀他人的淑世情操。
《牯岭街》开拍后,杨导觉得原聘的公关宣传外务太多,一篇新闻稿不满意,就被他撤换,找来当过记者的我递补。杨导虽像孤独的狼,但拍电影又不能离群,还是需要发新闻。或许由于吃过媒体苦头,他对记者极不信任,我于是成为夹心饼干。
有一回,杨导无意间谈起奥芬巴哈的法语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盛赞故事内容。晚上我回家,又接到杨导电话,说他找出音乐了,一个人听得很过瘾。就是那个晚上,我真的觉得,这匹狼也蛮寂寞的。
(作者系台湾诗人,导演,杨德昌电影《独立时代》的编剧)
录入编辑:薛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