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瞿小松做客早报文化讲堂

早报记者 周云   发表于2011-05-24 01:07

　　亚洲的我们，未来能否有所建树？

瞿小松

　　前天，被西方乐评人称为“寂静大师”的著名黔籍作曲家瞿小松来到东方艺术中心做客“早报文化讲堂”，以“向传统致敬”为主题，漫谈了近年来创作音乐的一些感悟。瞿小松在抨击了西方至上的理念之后，语重心长地指出：“亚洲的我们，今天与未来能否真正有所建树，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西方阴影，取决于我们对传统领悟的深浅，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自然与传统的启示中深悟平等。”

　　浓密的络腮胡子、脑袋奇大无比，小小的眼镜片下，目光灼灼。事实上，整个讲座过程中瞿小松的思维一直处在一种天马行空的状态，虽是作曲家，他津津乐道的却是老子与庄子。全场的气氛也异常平缓、松弛，一如瞿小松目前的生活和音乐状态。

　　一开场，瞿小松就讲述了自己看病的故事：“前些年我身体虚弱，朋友介绍我去看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中医，名列十大国医的路志正老先生。路老边搭脉边看资料，微抬头，轻声说：‘啊，你是做音乐的！做音乐的身体应该好啊。’我急答：‘不不不，搞作曲的身体都不行。莫扎特活三十几，门德尔松活三十几。贝多芬长一点，五十出头。’路老这次没抬头：‘你说的是现代音乐。’”瞿小松说，自己起先还心里偷偷一笑，觉得路老不懂西方音乐史。莫扎特和贝多芬属古典，门德尔松属浪漫，“现代音乐”是20世纪的事。但路老后来的一句话，让他笑不出来：“古代的音乐调练吐纳，修养心性。”的确，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年代，18、19世纪，相当于清代中晚期，在中国，实在算不得古。

　　接着，瞿小松引出了讲座的核心话题：“我们所在的年代，大凡在音乐学院学音乐的，接受西方技巧训练之余，也不假思索接受了西方职业作曲家音乐的审美、理念、结构方式，接受了恩怨爱恨喜怒哀乐的表达、倾诉、宣泄，接受了焦虑、激情、雄辩、高潮，接受了短小紧迫的时间分寸。”

　　“而我们传统的文化，却深深扎根于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极其深厚极其丰富的古老传统。举例说明，在明代中国，阅读《牡丹亭》，那音乐、那身段如同稍古一些的‘南音’——节制，不暴戾，没火气。又比如，东瀛日本的雅乐和能剧。虽然，表面上乐手们提着劲、鼓着腮帮，响亮地吹、用力地奏。但内里，却沉静。”

　　瞿小松指出，当今社会不必急吼吼高呼“创新”、“颠覆”。“颠覆”是革命暴力，暴力造成杀伤旨在破坏。而传统残存的美丽与魅力，经受不住“新”之丑陋的摧残，“传统是时刻生长着的大生命，滋养我们，携带我们，渗透我们。”

　　瞿小松生于贵阳，1978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师从著名作曲家杜鸣心教授，与他同班的还有谭盾、郭文景和叶小纲，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四大才子”，后来这批人连同刘索拉、陈其钢等撑起了“中国现代作曲”的一片天，也被誉为中国作曲界的“黄金一代”。

　　对话

　　我们有一些音乐状态是西方音乐所没有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我们当代音乐创作走入了死胡同？

　　瞿小松：中国作曲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跟着欧美的19世纪跑，到了90年代，就跟着西方的20世纪走。这种状态就是，总结别人干了什么，猜测别人正在和将要干什么。所以永远没有自己的建树。

　　东方早报：你现在的创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瞿小松：寂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的一种创作状态。对我来说，声音越少，空间越大；声音越多，空间就越小，好比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过于充斥涨满的声音会令人失去辨别的能力。

　　东方早报：你所说的区别西方音乐的传统是指什么？

　　瞿小松：我们有一些音乐状态是西方音乐所没有的，如古琴、昆曲这样的音乐，非常松弛，又极其细腻。就像一个人坐在山里，风声、鸟声，还有山涧流水的声音，云来了，云散了，这个时间状态有点类似非时间的时间状态，它向四周弥漫，似有似无，像是在，又像不在。一些古典印度音乐，如西达琴，拨出来的声音像烟一样飘在空中，那感觉太好了。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根本听不出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它什么都不是。这太高明了，就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它才能包容所有的东西和可能性。

　　东方早报：作为作曲家，你觉得哪位大师更接近“大音希声”的无为境界？

　　瞿小松：从作品上说，贝多芬曾也想“为”，去勒住命运咽喉，但勒不住，所以他终生都没有结婚，但最后他也想明白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里最著名的欢乐颂，大家都听过，就12345五个音，非常单纯，反复循环，堪称最接近这一境界的作品。而从音乐家个人来说，巴赫的音乐永远都是充满了平常心，很不简单；更不简单的是在那时神权还至高无上的欧洲，他的音乐表现对人和神都一视同仁，对待神像和朋友聊天。

录入编辑：薛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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