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事儿，千万不能说”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发表于2011-05-10 00:23

　　关于《城邦暴力团》的创作背景，张大春说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一个是台湾的历史。

　　另一个独特地方在于其语言，他不希望出现“小说腔”。对于小说中的各类“黑话”、历史典故，张大春与孙甘露、小宝一起进行了“解密”。

上海作家小宝

台湾作家张大春

上海作家孙甘露

《城邦暴力团》封面

　　昨天下午，台湾作家张大春“城邦抱力行”全国巡回活动来到早报文化讲堂和上海图书公司合办的“海上博雅讲坛”，与两位上海作家孙甘露和小宝一起解密“《城邦暴力团》中的历史典故”。“解密”很诱人，吸引了200多位读者参加，不过作家张大春最终还是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谜底，他还是那句话，“不能说的事儿，千万不能说啊！”

　　故事里的黑话

　　曾把读者吓坏

　　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城邦暴力团》里的历史典故”，不过还是让在场的读者有点“失望”。作为小说的创造者，张大春口风依然很紧。对于读者关于小说中哪些是虚构哪些是真实的提问，张大春开玩笑说：“怎么说啊，不能说的事儿，千万不能说啊！” 

　　“海底”、“档口”等地下社会用语是小说的重要部分，“我只能说，利用各种管道传递信息，包括在消防栓上放一个五毛钱什么的，这些我都不能告诉你，是不是真有其事或者没有其事，因为不能说的事，我也不能说。”不过张大春说，有一次一个读者告诉他，看完这本书以后，走到台北任何一个角落，都怀疑那个店面里有一个档口。“我非常庆幸有这样一个读者，他真的是一个理想的读者，我能把他吓坏成那样。”那么小说中的那个“张大春”呢？“我想说，小说中的情节都是理想中的我。”

　　所以，在场的另一位嘉宾小宝建议，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可以去考证《城邦暴力团》里面的典故，鉴别一下到底哪些是虚构哪些是真实。

　　跟王家卫合作，

　　是服务不是创作

　　关于《城邦暴力团》的创作，张大春说这部作品有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一个是台湾的历史。所谓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摆在每个写作者前面的至少有金庸和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号称集大成，很大特色就是长，而且一部小说之后还会用另外一部去补足。我们今天要写这样的一个小说，如果没有他的叙事能力，没有他的文笔和历史知识，没有他对于现实世界诸多讽刺的想像力，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而就算有，也是金庸第二，“况且要回到金庸时代的语言背景，也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在张大春看来，至少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要跳出金庸类型的窠臼，“如果还有生存空间，也要另辟蹊径，这是第一个背景。”而张大春所说的第二个背景就是台湾在1949年以后的独特历史，这种隔离状态下台湾对大陆、东欧、前苏联的文化艺术是完全陌生的，台湾人所拥有的价值观、世界观可能是美国的，“我们以为获得了完整的世界观，其实是从美国这个窗口看到的世界。我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功德不圆满的学院训练。”

　　其实《城邦暴力团》的另一个独特地方在于其语言，张大春说，他所希望的是，不要打开这部小说就闻到“当年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一套写作模式，出现小说腔”。所以无论题材还是语言，张大春都希望写出一部最具中国传统味的小说。但张大春同时也强调，“对于各种不同的传统，不管是继承也好，割裂也好，并没有采取一个我是中国人就要写中国小说的策略。我觉得，原来中国小说可以是那样，或者原来小说可以不是那样现代主义式。”

　　谈到自己与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合作，张大春说：“我跟王家卫的合作，事实上是为他服务，我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创作层次上跟他合作。或者给他提供历史背景资料，或者提供一些点子，或者提供一副对联等等，这有点像秘书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会提供给他一些对白，或者故事结构，虽然到最后他都不太会用。我给他十场戏，他能用其中一句对白就不错了。当然，这不是他的问题，因为有各种因素，所以我也不会是他的编剧。王家卫会找很多人，在各个层面上协助他。但他是真正原始的、最后的创作者，我们跟他在一起不是创作，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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