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避孕·避人

作者沈宏非发表于2010-08-29 02:12

“年”是一头怪兽，必须大放鞭炮以驱之，但一年四季当中，比“年”更可怕的是“暑”，暑不可驱，人惟自逐耳。

沈宏非

      “年”是一头怪兽，必须大放鞭炮以驱之，但一年四季当中，比“年”更可怕的是“暑”，暑不可驱，人惟自逐耳。在这个时段，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李渔曾经这样恐吓道：“使天只有三时而无夏，则人之死也必稀。巫医僧道之流皆苦饥寒而莫救矣。止因多此一时，遂觉人身叵测，常有朝人而夕鬼者。《戴记》云：‘是月也，阴阳争，死生分。’危哉斯言！令人不寒而栗矣。凡人身处此候，皆当时时防病，日日忧死。防病忧死，则当刻刻偷闲以行乐。”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这是劳动；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果，冬迎雪——这是生活，或曰“休闲活动”。四季里来的迎送生涯，各有乐子可找，最苦的却是夏季，苦得只剩一个字：避。跟“赏”花、“迎”雪、“采”果相比，人的主观能动性荡然无存，消极得一塌糊涂，连调戏的意思也不剩。“避暑”一族的同义词们，什么“乘凉”、什么“消夏”、什么“纳凉”，无非顺势而为，得过且过。放逐之至，无为至极。只有电视机里常用的主旋律用语“防暑降温”一词，算是于消极中见积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苦中作乐，似得笠翁“偷闲以行乐”之要领。
       避暑，原本乃彻头彻尾的消极逃避行为，但千百年逃避下来，逐渐就连“逃避”本身也变成了乐子一种，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故避暑也就不再与“避恶”或“避秦”者作同日而语，而是比较接近“避孕”了。
      就仪式化的“避暑”而言，比暑更毒因而更需要避的，是人，“人气”比“暑气”更恶（避孕之目的不也是为了“避人”么？）。1934年8月，老舍先生在《论语》第46期写了一篇题为《避暑》的消夏小品文，无情嘲讽英美小资，同时将中国小资模仿英美小资大搞“避暑”活动鄙视为“装蒜”：“英美的小资产阶级，到夏天若不避暑，是件很丢人的事。于是，避暑差不多成为离家几天的意思，暑避了与否倒不在话下。”与此同时，作者也重申了其一贯反对外出避暑活动的立场，即之所以主张“躲在家里避暑”，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避人”，除了可免受乘坐“特别热车”以及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之苦，尚有助于维护夫妻关系的和睦。“至于怕有人问，你可以不见客，等秋来的时候，他们问你，很可以这样说：‘老没见，上莫干山住了三个多月。’如能把孩子们嘱咐好了，或者不至漏了底。”
     “在家避暑”之益，则在于一切随心所欲：“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要什么伸手即得”，“喝几口随便，喝两盅也行。有风便荫凉下坐着，没风则勤扇着，暑也可以避了”。潇洒至此，只差一句“死便埋我”了。
       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老舍转到避暑胜地青岛，主办《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一住就是三年。而洪深在对《避暑录话》作题解时，把“避人”解释得更为直白：“避暑者，避国民党老爷之炎威也。”是以“避暑避到人”和“避风避着雪”一样，实乃人生两大扫兴之事也。
       林语堂先生也在《说避暑之益》里嘲叽叽大放反话：“避暑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可以看到一切的亲朋好友。我们想去避暑旅行时，心里总是想着：现在我要去享一点清福，隔绝尘世，依然故我了……但是因为船上就发见你的好友陈太太，使你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在星期六晚到莫干山，正在黄昏外出散步，忽然背后听见有人喊着：‘老王！’星期日早，你星期五晚刚见到的隔壁潘太太同她的一家小孩也都来临。星期一下午，前街王太太也翩然莅止了。星期二早上，你出去步行，真真出乎意外，发见何先生何太太也在此地享隔绝尘世的清福。由是你又请大家来打牌，吃冰淇淋，而陈太太说：‘这多么好啊！可不是正同在上海一样吗？’换句话说，我们避暑，就如美国人游巴黎，总要在I`Opera前面的一家咖啡馆，与同乡互相见面。据说Montmartre有一家饭店，美国人游巴黎，非去赐顾不可，因为那里可以吃到真正美国的炸团饼。这一项消息，Anita Loos女史早已在《碧眼儿日记》郑重载录了。”（按：Anita Loos，1888-1981，好莱坞剧作家，小说家）
       避孕有事先、事后二法，避人亦分主动、被动两种。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的时候曾在报上读到，经济萧条，欧洲有很多人没钱出国度假，于是，在意大利，有几百万人还是“假避暑真避人”了一遭：执妥行装，把花跟狗送给邻居照料，假装跟亲友依依惜别之后，转身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放下窗帘，打开电话语音留言，开始“家里蹲”soho式避暑，天天勤看电视，听广播，尤其不会放过他们“已经去度假”的那个国家的消息，同时仔细阅读事先买好的旅游手册，以免“回国后”跟亲友聊天时露出马脚。看完电视就拼命健身，用日光浴灯把皮肤照出古铜色，每顿饭只吃事先在冰箱里塞满的食物，还不忘上网去购买那个国家的礼品以备馈赠亲友。
       古之高人，境界更高，不避暑亦不避人，只避自家的“热念”。在他们看来，“暑”虽为“天行”之“健”，但对于一年四季都在自强不息的君子来说，所谓“热”与“不热”，终究也要由“心”说了算。所谓“心静自然凉”，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所谓“暑中常默坐，澄心闭目作水观，久之，觉肌肤洒洒，九格间似有爽气，须兴触事，前境顿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妄语”（陆树深《清暑笔谈》）。总而言之，气温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境界之高下。欧阳修的经验之谈是：“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六一论书》）
       但也有人偏不买这个账。文徵明（大概比欧阳修胖）尝反驳道：“欧阳公尝言夏日据案作书，可以消暑忘劳，然余挥汗执笔，只觉烦苦耳。岂公自有所乐也？”（小楷书《老子列传》卷尾所附小训）
       文徵明的江湖地位稍逊欧阳修，貌似并不止于技耳。大隐隐于市，大避避于室；境皆由心造，心静自然凉——这样的境界，算不算太高？吾辈凡夫俗子，无冰肌，有贱骨，不清凉，汗很多，望尘莫及，心欲静而汗不止，惟期以不断重复的生硬仪式，即每年一度的外出“避暑”来寻求顿悟了。
         其实避暑之道并没有那么深奥，用北京话来说，无非是“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这个好办，环球同此炎凉，哪里有空调就哪里呆着去。问题是避人，因为人似乎已避无可避了，有段子为证：今年夏天上海太热了，生人刚见面，很快就变成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