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有一些机会……会必然失去

作者李公明发表于2010-08-22 02:55

　之前曾谈过杨奎松先生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我认为其在史观上更重要的意义是打破必然论的迷思，..

　　□ 一周书记

　　李公明

　　之前曾谈过杨奎松先生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我认为其在史观上更重要的意义是打破必然论的迷思，揭示偶然性因素往往会起着关键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杨奎松在该书“再版序”中指出：“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的确，偶然与幸运，常常就是历史之实情，任何意识形态化的或学术化的话语最终还是无法遮蔽这个事实。

　　但是，近日读他的另一部“新版旧著”——《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和谈实录》（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颇觉心惊的是，“必然”与“不幸”竟像两条青得发亮的小蛇缠绕着前述两个相反的概念。一部极其复杂曲折的国共谈判史，尽管其中不乏实现合作的机会，但正如作者说的，“毕竟只是机会而已”。细读书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谈判案例，任何一点力量对比的变化、任何一种关于最新发展的可能猜测都会使谈判破裂，无法不令人思考其背后的必然性。一如以往，作者强调在研究中依据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强调对各种史料的反复咀嚼，以“充分理解其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对国共双方均应如是。作者以八路军某连支部书记李法卿报称的说法为例，说明如能具体了解1936至1937年国共谈判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曲折，就能了解中共的态度是在不断变动的态势中逐步演化而来的，“所谓‘阴谋’之说，不仅是太过简单化，而且多少是一种误读”（第5页）；或许还可以用1937年7月间毛泽东对出动红军全部主力开赴抗日前线作战的态度之变化过程（第82-84页）来说明“阴谋论”确实是简单化了。但是，虽然“演变论”可以反驳“阴谋论”，却无法改变事实。在国共谈判史上，是什么样的观念在不断浇铸出无情的事实呢？应该说，在国共双方看来，独揽政权的反面就是夺权和同样如此，毛泽东喜欢讲农夫与蛇的故事其实已说明了一切（参见第313页）。或许这就是“必然”与“不幸”背后的残酷的真实性，二十世纪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无情地铸造着，而他们却对此完全不知情。

　　因此，从大的历史眼光来看，远比国共谈判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只能武力解决，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实质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政党政治。更令人感叹的是，“失去的机会”似乎已成为一种宿命，在很多的历史关头，本来存在的机会、本来可以创造的机会，都失去了。

　　《摄影·社会·空间》（顾铮主编，《眼·光 | 摄影文化论丛》第一辑，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4月）试图从不同角度与不同学科领域展开对摄影、社会与空间这个主题的交叉性考察。作为一本摄影专业中的理论性较强、文化视野比较开阔的文集，充分显示出编者具有跨学科的意向和针对当下中国现实语境发言的双重努力，这在当前中国摄影理论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两个维度。

　　收入该书的陈卫星《新闻摄影的双重剪影——读〈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一文对政治性与专业性这两个书中的核心议题进行了解读，认为作者晋永权在《自序》中对此核心命题的解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职业伦理的政治反思和专业文化的史学考察。新闻摄影的“去主体化”的过程普遍存在于1949年以后精神生产的所有领域，但是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真伪主体化的驱除与建构的过程，驱除专业主体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伪主体化过程。伪主体化的流毒直到今天不但远未肃清，而且还在延续支配某些精神产品的生产，即便在新闻摄影中，这样的图像仍远未消失。

　　在该书中，姚瑶的《影像的功能：城市改造中影像作为表达和干预方式的可能性》一文具有突出的社会学研究意味。而且，该文以“干预”作为核心命题之一，其以个案分析实现的对现实的介入姿态、对摄影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肯定，使其具有中国现实的针对性。作者以多个案例为对象，细致地从影像生产的主体是谁、拍摄内容、如何传播等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城市改造中，面对纠纷和达不成协议，除了已广泛接受和采用的‘上访’、‘媒体曝光’、‘诉诸法律’等方式，有组织、有目的地将影像也作为一种常规的干预方式值得关注。笔者认为，影像在中国的城市改造（房屋拆迁）这一城市经验中的可能性是多样的，如已经出现的将影像作为申诉表达的工具、吸引受众的手段。”（第66页）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对影像介入城市改造过程中的作用，除了作为一种记录与传播信息以外，其多种形式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如影像艺术的介入与干预与以影像实现实质性诉求的功能并不相同，但是它们之间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边界如何厘清、如何进行价值上的判断，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过去知道台湾女作家陈若曦的《尹县长》等小说，却不知道她有《文革杂忆》（第一集，洪范文学丛书，洪范书店1978年初版，1980年三版），更不知道其中有一篇《照片》。近日承来雨君惠赠此书，读后感慨不已。在我看来，《照片》这篇散文值得收录在中国摄影政治学的文丛中。1966年陈若曦怀着幻想与夫君“回归”大陆，抵达上海后，过海关上的第一课就是“照片”。她的行李中有约一千张生活照幻灯片，结果被检查关员一张一张地在灯光下仔细观看。一直看到下午四点钟，被罚站似的陈若曦感到她的忍耐到了极限，才敢问一声：“你们要找什么？”而她先生已经伤心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由此，她知道“照片和幻灯片在大陆是非同小可的东西”（第3页）。后来，她更知道很多朋友在老照片上吃过政治的苦头，知道要否定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过去就必须消灭老照片。她终于硬着心肠撕掉老照片，那些白先勇、李欧梵们的照片。更好玩的是接下来的事情：那一脸盆的碎照片不敢在旅馆的房间里烧，于是拿到锅炉房，但烧炉工说要有革委会的证明才可以烧；想扔进垃圾箱，又想到这里的服务员经常翻看旅客扔的垃圾，而且常常会把你不要的东西给你送回来。最后受大字报上说王光美毁掉罪证的启发，决定冲到抽水马桶里。一连冲了两天，抽水马桶为之堵塞，叫服务员来疏通，结果那些湿而碎的照片被呈送到革委会，问话、写报告，总之是一场彻底的羞辱。这不是很生动的照片政治学课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