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九月二十一日,我打电话作了答复。我说:“我不敢去对鲁迅先生这样讲。”对方听到我拒绝了,就把电话机砰然一声的丢下。我也挂起电话,立刻奔向鲁迅先生处。我把约会中的对我的指责和对鲁迅先生的批评,如实地反映了,并且说明我已断然拒绝他的要挟。
鲁迅先生听了我的话,用爱护的口气说:“你不应该说我不敢去,你要说,我去说了,鲁迅不答应。你还年轻,让他们来对付我这老骨头吧。他们用的釜底抽薪战术。但你已经说了,算了,看他们下一步吧。”
从四十多年后的回忆中,还可以感受到河清的悲愤心情。一位文学青年,受到文坛前辈的无理高压,又不敢“造反”,不敢提名道姓,只能忍气吞声,其痛苦为何如!
前文提起的肖毛的文章中也曾说到,“也有谣言,说这是出于郑振铎、胡愈之两位的谋略,但不知真否?……”并引鲁迅致萧军信,“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追忆”引鲁迅九月二十四日的致黄源信:
前天沈先生来,说郑先生前去提议,可调解《译文》事……当经我们商定接收;……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先生的信,说此事邹先生不能同意,情愿停刊。那么,这事情结束了。
他们那边人马也真多,忽而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来:第一回,我对于合同已经签字了,他们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马,翻了局面;第二回,郑先生的提议,我们接收了,又忽而化为胡先生来取消。一下子对我们开了两回玩笑,大家白跑……
这是鲁迅自述被“涮”的经过,同时对“对方人马”的界定,十分清楚。准此,那位教训河清的文坛前辈,非郑西谛莫属了。
这篇《书话》写得未免过长了。将“倒黄事件”说完,大体上可以说是应该结束的时候了。《追忆》剩下的部分,应该提要补记的是,鲁迅写信给郑振铎,辞去《死魂灵》续译之约,并有“此后豫告,请除我名”的话。《死魂灵》终于以文生社的“译文丛书”第一部问世了。此外,九月十五日“南京饭店夜饭”后立即向生活书店通报情况的是傅东华;更为重要的是徐伯昕在数十年后调查《译文》停办问题时的发言;《译文》终于由上海杂志公司复刊。还是由河清请客。鲁迅日记,“九日,晚河清邀饭于宴宾楼,同席九人。”这九人是鲁迅、茅盾、黎烈文、巴金、吴朗西、黄源、胡风、萧军、萧红。抄写之余,偶有所感,亦已随时发却,因此也不再说多余的闲话了。
二○一○·七·十六·
*祖宗成法是不能放弃的,进一步的发明创造则是受到鼓励的。试看今日之出版社,对付作者的新颖“涮”法,可谓层出不穷。试举一例。有所谓“宣传用书”之说,即在初版印数中取高达二十分之一为宣传用书。首先,它剥掉了作者一大块版税收益,其次这批“机动书”又可作调剂存缺账面的暗箱操作的有力手段,妙用无穷。至于如何“宣传”,只有天知道。这一切,鲁迅当年没有见识过。今天,作为打工者的作者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只有挨涮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