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河清

作者 黄裳   发表于2010-08-15 03:19

　《鲁迅书简追忆》是一册可贵的“文坛实录”，它虽不完整却难得地记下了鲁迅先生生命最后两年一些重要活动的实况。除了开始部分有极少量带有时代烙印的套话外，整体都是回忆实录。

　　黄  裳

　　《鲁迅书简追忆》

　　黄源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1月第一版

　　121页，0.26元

　　在书堆里找到一本小书，黄源的《鲁迅书简追忆》。一九八零年一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印一万四千二百册。这是一本薄薄素朴的小书，定价人民币二角六分。从中可以看出三十年来中国出版界的变化。这样一本内容充实、饱含文苑历史资料的小书，换到今天，可以增加图片，放大版式、梳妆打扮，不费力地成为一册定价三十来元的新书，是极平常的事。

　　这还是一本签名本。作者在扉页分四行写道，

　　“黄裳同志兄教正 河清（钤‘黄源’朱文方印）一九八零年五月一日  杭州”

　　这本赠书在我写成《葛岺山居》（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写）劫后初访河清的一年以后。他是前辈，为何在题赠中如此措辞，除了上海解放之初我们曾有短暂密切交游外，还有什么别的因由，不敢臆测。

　　回忆与河清初识，是在霞飞坊五十九号巴金家里。时在河清随军进驻上海以后，他就急不及待地来看望老友巴金。我亲见他们久别重逢的动人情景。也见识了一身新四军军装的战士形象，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士形象。远远说不上清洁整齐，仿佛丝毫不曾洗掉战地的烟尘，破旧的鞋子，上装脱落了不曾钉好扣子，敞开在那里，两脚随便安置在沙发扶手上。他那洗不掉的海盐腔放肆的雄谈，两位老朋友久别后的谈话是倾泻不尽的。坐在一旁的我只有旁听的份儿。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都还是文学青年，但同在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的长信里出现，也同在两个口号论争里有份。这一切，在我听来有如听白头宫女闲话天宝遗事，不大明白，但又有趣，这情形直到今天在我依然是处于朦胧状态中。

　　河清应该说是老上海了，但此番“辽鹤归来”，一切都变得生疏，“旧境都迷”了，我就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一名向导，像跟班似的追随左右。有两件事至今好好地保存在记忆里。

　　一次在巴金家里，晚饭后河清提议去听戏，巴金要赶写一篇文章，不参加，只有萧珊和我陪同前去，目的地是坐落在牛庄路上的中国大戏院。在经理室里坐了一会，看见了主要演员叶盛章。使我出惊的是面前站着一位五短身裁、单薄、瘦弱的书生，嗫嚅着话很少。等一会他将以身手矫健、翻腾如意的剧中人出现在舞台上。是不是由他挑班、听的是什么剧目，全忘记了，只有穿了长衫、文静瘦弱的叶盛章的形象依旧清晰地保留在记忆里。

　　散戏时已近午夜，归途车过南京路，河清忽然提议，到跑马厅去看看。叫醒了值班人，打开沉重的铁门。车子进场，开亮了头灯，缓缓地绕场兜了两个圈子。寂静无人的暗夜，有点阴森可怖，这是过去外来的殖民者压榨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重要场所遗迹，今天却由胜利者来踏勘，兴奋、沉重……复杂的情绪布满胸怀，谁都没有说话，也不想说、说不出。

　　今天跑马厅已经变为人民广场，同样许多同类的处所也都以多姿多彩的“老洋房”身份获得重新装修、修旧如旧的善待，或化为办公楼，或成为时兴的酒家、咖啡店……人们高兴的出入，享受，轻松得很。但是知道这些“华居”的旧主人、以及他们成就过怎样惊人的“功业”的却少，是一种遗憾。

　　另一件关于河清的“佚事”是颇为有趣但同时又有典型意义的。

　　那时他常常要到不同场合去“讲话”。有一次是纪念鲁迅先生的大会，他是主要的报告人。我是记者自然要出席。报告即将开始，他需要控制讲话时间，却没有手表，就借了我的，登台后放在小桌上，以便随时张望。报告结束前照例要大家写纪念文章，却并不落实到人，只是一般的号召。说毕，散会。随即下台扬长而去。弄得我十分狼狈，只好自行上台取回手表。这时我才忽然悟出，河清实在是一位有魏晋风度的“名士派”人物。

　　没有好久，他就被调往杭州工作了。我一直说不清他的职务、官衔，想来总是文化方面的负责人。他努力工作，做出了成绩，受到表扬。就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昆剧《十五贯》的出现与轰动。过了几年，听说他又被划了“右派”，搬出城市，住到葛岭山上“隐居”。于是才有了三十年后的那次访问。

　　入山处有一座山门，上书“葛岭”二字，好像“文革”中曾被扫荡过，而幸存的遗痕。一路上山，山路傍着一道小溪，有潺潺的水声相伴。走到有座石筑的凉亭处，左首就是他的“山居”所在了。主客相逢，注视移时，河清才惊喜地唤出了我的名字。可见三十年岁月，并不曾过多改变主客的容颜。不过此时的河清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

　　被迎进了他的山居，在可以望见一角西湖的庭院里啜着新采的龙井春茶，开始了对谈。主题总离不开鲁迅先生。记得我请他解答过一个谜团，鲁迅在《文学》发表“题未定草”（一至三），又在《芒种》上发表同题的第五篇，题下有小注“四不发表”。这第四篇始终未能读到，是迷失了还是另有别的缘故。河清就详细说明这是先生对盗版商人采取的对策。那详情就写在《鲁迅书简追忆》里。关于此“谜”，八一年版《鲁迅全集》也只在注释中留下简单的“按‘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一句，说不清楚。可见河清的小书保留的鲁迅先生许多佚事是多么可珍。

　　我听说柳如是的《湖上草》、《尺牍》的原刻孤本就藏在浙江图书馆里，渴欲一见，就请河清写信介绍，他痛快地写了，还盖了章。翌日我兴匆匆地去了。不料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说管书库的人出差去了，说不定归期。苦苦哀求无效，只好拿出河清的介绍信，对方取过瞟了一眼就放到一边，还是无效。退出图书馆走在白堤上时，我就想，虽然“四人帮”早已倒台，像被打倒有“前科”的老干部如河清，还处于“妾身未分明”的境地，在许多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位“故将军”！

　　司马迁撰《李将军列传》，记李广废为庶人时，夜饮归迟，至灞陵亭，为醉尉呵止，不得入。李广从者声言，“这是‘故李将军’。”醉尉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耶？”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也是太史公的名文。我试译《史记》旧文，至醉尉的怒斥而止，那两句“醉话”写得太好了，不能译也不敢译，本是简洁、明快、声口如见的口语，“何乃故耶”寥寥四字，声口如见，真是活画。不必译也不能、不敢译。前些时盛行过将古典译为白话，固然社会上有此要求，但我终不赞成。我不相信白话《史记》或《世说新语》能获得成功。

　　一九七九年的黄河清，正是一位“故将军”。

　　《鲁迅书简追忆》是一册可贵的“文坛实录”，它虽不完整却难得地记下了鲁迅先生生命最后两年一些重要活动的实况。除了开始部分有极少量带有时代烙印的套话外，整体都是回忆实录。是以鲁迅寄给黄源的信件为经，连串起来的重要史实的追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斗争对手主要是国民党对进步文化阵营的压迫、摧残，鲁迅的重要据点是申报的“自由谈”和生活书店旗下的《文学》（郑振铎、傅东华前后主编）、《太白》（陈望道主编）、《译文》（鲁迅、茅盾主持、黄源执行编辑）。此外，曹聚仁、林语堂、聂绀弩、施蛰存、吴朗西等主持的刊物、副刊也是先生偶尔涉足的处所，发表的不无重要战斗檄文。河清当时是生活书店的雇员，主要工作是编《文学》，《译文》则是利用业余时间在鲁迅指导下作种种编辑琐事，也因此得与鲁迅有密切接触机会。生活书店当时的经理是徐伯昕，和河清的关系不错，河清代鲁迅向书店提出的种种合作意图都得到徐的尊重，鲁迅的《小约翰》、《桃色的云》也都由生活书店重印发行。

　　郑振铎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受到排挤，回到上海。为生活书店主编大型文学刊物《世界文库》。此前郑西谛与鲁迅合作编刊《北平笺谱》，在不长的时间里印成问世。为编此书两人书信频繁，鲁迅还赞赏过西谛的《访笺杂记》是篇有趣的文字。鲁、郑之间关系是很融洽的。西谛移家北行前几次往访鲁迅，敲定了为《文库》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从此锁定了鲁迅整整一年的“苦工”，也催生了这部名作名译。河清说，“对《死魂灵》的译文不能轻估，等于打一个死硬仗。所以许广平同志一谈起《死魂灵》心痛如绞。”这部名译是从德译本重译的，原书则是河清所赠。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日记》记，“下午河清来，并赠德译本《果戈理全集》一部五本，值十八元，以其太巨，还以十五元也。”河清记，

　　这德译本，我是诚心诚意地送他的。在第一本书上写着“鲁迅先生惠存”。但他说太贵，一定要还钱。这是难得买到的，我坚持不接受还钱。于是他用力地想说服我，我坐在长桌边，他在长桌对面踱来踱去，从在日本东京读书时译印《域外小说集》，用蒋抑之的钱印书讲起，意思是他是银行家，有钱，借用几百块钱，印书，至今未还；对我，这书太贵，不能由我负担，非还钱不可……这时我突围似的脱口说出，“书上已写了字送你的。”鲁迅先生一听这话，怔了一怔，收住脚步，朝桌上堆着的五本书一看，突然笑容满面地对着我高声地说，“好，答允你，写字这本算你送我的，其余四本，还你十五块钱。”我无法抵御，只好接受了。

　　这不是很好的一段“书林佳话”么。

　　鲁迅译《死魂灵》是重译。记得许多年前，一次闲谈中我问巴金，“你认为最好的文学译本是哪一种？”他脱口答道，《死魂灵》。那时还没有根据原文的直译本。我以为，即使如此，这回答依旧是不可移易的。

　　鲁迅先生对生活书店旗下的几个进步刊物，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的。正在紧张吃力地为《世界文库》翻译《死魂灵》，还为《文学》写了五六篇“文学论坛”的短评，又要求先生的新作散文，同时在刊物上登出预告来，说是“题未定”。本来一直做着翻译工作的，要改换笔调来写散文，是有困难的，但先生对战友是“有求必应”的。散文命题就是“题未定草”。在送检时遇到了检查官的多方留难。现在就《病后杂谈》及《之余》所遇到的检查与反检查斗争为例，引述如下。

　　《病后杂谈之余》什么时候交《文学》，在《日记》、《书信》里都查不到，但我拿到送检的校样，再去先生家里，肯定是一月廿六日。校样上检查官加了记号，要编辑或作者改定。傅东华和我当然不便作主，由我拿了这校样去请示先生。记得已是黄昏时分，我走到卧室兼书室的二楼，先生本坐在书桌前，听到我的脚步声，站起来，转身对着门，看我走进去。我们并没有寒暄，我径把划着许多记号的校样递给先生，说：“书店送检查回来说，要我们在校样加记号的地方，自己删改。”鲁迅先生背靠着书桌，靠近书桌前的转椅站着，脸色凛然，翻看一下打着铅笔记号的校样，声色俱厉地说：“狗贼，要删就删，要禁止就禁止，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作者或编辑改的。可恶之至。等发表后，再对付它！”

　　说后，就站着用笔选了几处，划了几划，删了一点，交还我。这校样后来由生活书店拿去再送检查，检查官还不满足，又由检查官动口，出版者动手，删成像《且介亭杂文》集里标记的那样，总算通过了，登在《文学》三月号上。

　　关于鲁迅的“题未定草”未发表的第四篇之谜，河清给我做过解释，但在《鲁迅书简追忆》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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