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读者的耐心

作者 廖伟棠   发表于2010-08-15 03:12

　　如果我们期待董启章的小说竟能提供行动的指南、社会抗争的创见的话，我们必然会失望——而我却赞赏这失望，因为文学源于失败、源于人类伟大的失败；我们的社会创造与抗争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失败，这个我们毋须讳言，但是怎样使失败具有意义？

廖伟棠

　　《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

　　董启章著

　　台湾麦田文化

　　2010年7月出版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董启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440页，29.00元

　　《体育时期》

　　董启章著

　　作家出版社

　　2010年2月第一版

　　465页，35.00元

　　“香港从来不在乎文学，何况董启章式的书写。但因为有了董启章，香港有了另类奇观。”这是王德威为董启章的《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下称《学习年代》）写的序言中最直接明了的一句话，它有两重意义：小说本身的独特，以及在香港这样一个环境中写作这本小说这一行为的独特。这是一本奇书，香港不可能有的奇想，它的生成方式诉诸形而上的思辨而不是诉诸对形而下生活细节的把握，也是它有别于其他的主流“先锋”小说的。目前汉语文学有一种潮流是逃避难度、掩饰难度，甚至贬抑难度（无论它本身是否具有难度），以至于像董启章这样直面写作难度的小说家成了难以理喻的异类。

　　这个难度不只存在于小说作为文学的构成上（小说的一半内容是对其他作品的讨论，议论而非叙事成为小说的另一个重心，挑战着读者的耐心和细心——如何在议论中找到未来叙事的走向），它更触及两个长期质问着每一个严肃写作者的、让人非常为难的问题：第一，作家作为一个创造者，他的自由有没有限度？这是董启章一贯反思的一个主题；第二，文学与行动之间关系如何、思考者能否对现实采取行动，而行动又能否取得结果？这重问题在“自然史”三部曲的这第三部上篇终于大面积地起动，然而并不提供答案，也许写作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答案，也许并没有答案。这一切的发生就像观看喇嘛辩经，我们听论辩如音乐，但在最后的沉默与击掌之间，意义获得了自足或者说我们所不理解的自由。

　　《学习年代》仍然是董启章着迷的成长小说（也许他的所有小说都是成长小说），《学习年代》调动一切手段来呈现作用于一个特殊个体的成长之上的种种，与传统成长小说不同，这里的小说角色和小说本身都被置于一个实验场内提问、回答，甚至行动。故事说简单也简单：一群青年在远离香港市区的西贡组织了读书会，一起阅读有隐含的共同主题的十二本书，其后此地发生保育运动，青年们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行动，阅读与行动暗中有关涉，这期间，小说的主角阿芝记下了自己的“学习与成长”。

　　巴赫金说有两种成长小说，一种“成长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另一种“人与世界一起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寄寓于他身上，通过他来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人”。《学习年代》属于后者，阿芝和读书会的成员接受的是成为新人的考验，现在的香港的确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也折射出时代的转折点：此时此地，资本和权贵的赤裸裸交易已经到达极限——从小型的拆迁（码头、街道）到巨大的赌局（高铁和相关地产项目），香港还能再忍吗？青年们还能再忍吗？在此刻抵押着的就是香港的未来，现实的香港青年们也选择了行动来抵抗这一切。

　　《学习年代》从小处入手，虚构西贡的“大庙行动”、“树人行动”，然后把这些可能成为“新人”的青年们从读书会的纸上谈兵中拉出来、投入直接的矛盾中试炼。他们展示出不同的可能性，这也是董启章作为一个行动者和小说家双重身份的特殊行动：他的行动必须通过小说来进行（对比董启章在2007年清拆利东街事件时在报章上写的文章，小说更具有启发性，是其他形式的写作所无法取代、无法想象的）。

　　就人物角色来说，董启章的角色并不等于他小说里引读的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异名者”，阿芝as贝贝、中as不是苹果，这两个主角已经承载着之前董启章小说世界所赋予的自主生长性，她们的成长和发展受制于之前的整个小说世界，而不止是董的想象和立场。而其他不少次要角色则与香港的现实相关，受制于他们的原型和现实。真正成为董启章的“异名者”的，在本书中最突出的是阿角，与作家董启章埋首写作小说相反，阿角成为一个向自己负责的安那其式新人，选择的是最极端的行动：无论他攀上灯柱时他是渴盼天堂的杰克，还是被杰克杀死的绿巨人（在童话的深层两者其实同一），他是真正的行动者，阿角说：“至少我在大家面前示范了这个跨越的动作。”这里有一个富有意味的细节：阿角最后展开的标语“在空中不停扬荡，很快就扭作一团，完全读不到了”，阿角的诉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采取行动”这一行动本身。而吊诡的是只有小说后半部的一连串行动使小说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小说人物的行动成全了董启章的行动。

　　在小说里读书会最后一部阅读的作品扎伊尔德的《晚期风格》中说，“在艺术史里，晚期风格是灾难。”“大师姐”解读说：“通过制造灾难，通过把自己变成一场灾难，艺术家实现了自己在美学上的自由。”这并非是操控角色命运的自由（董启章一直反思这种自由的限度——“小说写作当中，作者有多大的自由？而小说的自由又如何引领到现实的自由？虚构和真实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把虚构用于真实，或者把真实用于虚构，会否出现问题？”），就《学习年代》而言，一部这么不像小说的小说，董尝试的还有小说本体上的反叛，它对抗的是小说的规律本身。现实的香港青年在挑战香港已经僵化的政经规则的同时，小说家也在挑战僵化的小说规则，这也是想象力的操练。缺乏想象力的行动和抗争，就像一部描写革命的陈套风格小说（如苏俄大量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失败；而一部反思革命的实验小说，就像富有想象力的行动抗争一样成功。

　　这时候来理解董启章此小说的意义则相当明了，如果生活皆政治，写作也是作家的政治实践。就像讨论诗人佩索阿的时候，“华华”所说：“他就有本事把这‘一事无成’变成一回事。一个无法完成作品的人，反过来把未完成性变成他的作品的特质……佩索阿是形态非常特殊的行动者，他以非行动的方式来行动！他以推翻自我，化整为零的方式，向这个一体化的世界发动自杀式袭击！”选择一种写作方式就是作家面对世界的姿态、立场所在。反过来说，目前我们的行动者在现实上的一系列失败，是否就是真正的失败呢？貌似这巨大的权贵机器及其世俗纠葛不可撼动，就像小说里一样，那么我们的行动者有没有可能像佩索阿、董启章或者阿角一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袭击这个顽固的世界？小说从各种方面提供了启迪，如梭罗的“公民抗命”、巴赫金的“狂欢节”、一行法师的“入世佛教”等等，但是并不提供答案，因为小说是小说而不是行动指导册子，董启章必须在自己的小说中实现小说本身的自由，它不一定对应现实的自由，但是它挑战着个体的有限性，小说就是作者的阿基米德点！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地球的整体，可以完全把握地球的一切，可以举起整个地球，也可能把整个地球扳倒”。

　　对于学习时代、成长期的阿芝和中，性一度是她们的阿基米德点，阿基米德点并非在地球外，而是在身体之内，既是通过性对自身的确认（中和阿芝的做爱），又是超越了性的一种推翻（两人做爱时想象另一人在某点的凝视、撞破别人做爱的时候自己的凝视），推翻世界和自身，从而走向更深的自我认识。而阿芝重新认识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爱：“爱不仅是非政治而且是反政治的人类力量，甚至可能是最强大的反政治力量。”这未必是最佳答案，但起码是阿芝在整个学习时期中能够把握的一种信念。

　　说回行动本身，行动也应该找到这个阿基米德点，否则将永远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拉锯战（当然我也赞同寸土必争），且必须承受大部分的失败，或者迷失运动的意义（俯就小市民逻辑，甚至建制逻辑）。但就像性和爱是极端个人化地属于小说里的阿芝和中甚至魔豆，行动的阿基米德点也应该是个人化地属于行动中的每个人，这点上我只能认同阿角——“我唯一的期望，是更多的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提问，以自己的方式行动起来，以行动贯彻自己的提问。这就是我们必须发动的——和平年代的战争！”

　　“和平年代的战争”据说就是未来的第三部下篇，也即终结篇的主题。这一部分的写作董启章已经在进行中，就像在《学习年代》中他大举使用了当代叙事文学所忌讳的议论手法，在下一部他还大量把戏剧的成分融进叙事之中，而且不是戏剧性，而是戏剧本身。一来因为主角阿芝将进入一个剧社“实战”，二来戏剧的排练过程和演出过程本身提供了一个董启章想象“行动”的“场合”。在《学习年代》的读书会中，每个阐述自己意见的人都成竹在胸，所以读书会已经很有剧场感，在下一部董启章将更多涉及“真正的”剧场。在已经完成的部分中有一段戏剧最近被董启章和前进进剧团抽出来，在现实中排演成为《断食少女K》，主题是“最后之后的新饥饿艺术家”。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在董启章式的香港处境中再度受难，探讨的却是行动哲学中“拒绝”与“反抗”这貌似承接又貌似矛盾的两个关键姿态，行动者仍将和自我争辩。

　　叶芝说：“通过跟别人争论，我们创造出修辞术；但通过跟自己争论，我们创造出诗歌。”董启章的自我辩论创造出这时代处境剧的饥饿艺术。在一个反智反深度反难度的城市 / 时代，可以想象在《学习年代》里自我辩论者董启章的孤独，辩经中沉默和击掌的是同一人乎？这群读书会里“剧谈”的青年们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方诗人们，但青年们最后选择了行动而不是继续“剧谈”下去，他们读书会涉及的小说都很“泛政治化”，而且是写青年对政治的独立选择其艰难其挫折。暴雨将至，“和平年代的战争”会是如何？可以想见的是这并非真正意义的战争，甚至不是目前我们在香港选择的“抗争”，它将包含更多的反思和想象力，也将有更大的难度：它将提供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

　　这正是一部小说、文学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期待董启章的小说竟能提供行动的指南、社会抗争的创见的话，我们必然会失望——而我却赞赏这失望，因为文学源于失败、源于人类伟大的失败；我们的社会创造与抗争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失败，这个我们毋须讳言，但是怎样使失败具有意义（不是寻找下台阶）？文学和行动者都有义务苦思下去，虽然未必获得成功，但将学习到各自的自由。小说不提供具操作性的图解，但它是展示存在之可能性的一幅变化着的图景——这也是好文学自身应有的魅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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