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看到贵刊刊登洪涛教授撰写的《自传性反思》书评。作为该书译者,我还是希望澄清书评中的一个事实性错误。
书评开头部分写道:
要谈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美国政治哲学,有三个人不能不谈: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三个人在美国政治学界都很另类,而沃格林在三人中又属另类。他们都出生于德国,都是犹太人,都是政治流亡者。
这里需要指出,沃格林并不是犹太人,他在《自传性反思》之“吞并和移民”一节说得很明确:
——在等待签证时,我就跟美国在苏黎士的副领事打起交道。这是一位可爱的哈佛毕业生,对我有疑虑重重。他解释说,既然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天主教徒或犹太人,我就没有理由不偏向国家社会主义,并且我本人也应该是个国家社会主义者。
——此后二十多年,即1960年代,发生的类似事情。那是在萨兹伯里的一次会议,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和我一同受邀作演讲。我们的夫人们也在那里。在晚宴上,夫人们也加入了谈话,布洛赫夫人谨慎地询问,为什么我们恰巧也都到了美国,因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而她问我以前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妻子解释说,我不曾是共产主义者。布洛赫夫人随即又问她,“那好,为什么他不能呆在奥地利?”其实,不用受意识形态上相对立的立场刺激,或因为他是犹太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反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我的经验而言,我在学术界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对这一现象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在洪涛教授引用的另一段,沃格林指出别人给他贴的标签(显然,这些标签与事实不符)中,也有“犹太人”,我这里不妨引用整段:
由于这一态度,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党徒曾给我扣上了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名号。在我的档案中,给我贴上的标签有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老牌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柏拉图主义者,新奥古斯丁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当然还有黑格尔主义者——不要忘记,他们认为我受过修伊·隆(Huey Long)的强大影响。这份清单我认为有点重要,因为不同的描述当然总是命名不同批评者的眼中钉(bête noire),由此也给出了一幅上佳画卷,用来刻画当代学术界知识分子的毁灭和败坏。可想而知,我从不回应这样的批评;这类批评家可以成为探究的对象,但他们无法成为讨论伙伴。
或许,洪涛教授是读了其他沃格林著作中文本的“编者前言”中的错误介绍而导致错误印象的,比如,刘小枫在《政治观念史稿》前言就认为沃格林和施特劳斯一样,是犹太人。
鉴于这一错识流传甚广,恳切希望借贵报一角,使得这一事实性错误得以纠正。
徐志跃